《文心雕龍講記》：文道合一 重質勝于重文

　　《文心雕龍講記》：文道合一 重質勝于重文

　　《文心雕龍講記》是龔鵬程教授2010年在北大開設《文心雕龍》課程的授課記錄，內容深入淺出。龔鵬程出入三教、涵泳中西，自出機杼而不茍同于前修，故能以宏闊的視野、活潑生動的語言帶引讀者學習這本傳統名著。

　　全書探研《文心雕龍》的邏輯起點，乃是劉勰的經學傳統。因此書中仔細談到《文心雕龍》的《序志》《宗經》《征圣》篇中之經學以及全書與五經的關系。盡管齊梁之世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諳熟乃是理所當然，但《文心雕龍》之樞紐5篇一本于儒，卻與劉勰自身的經學傳統大有干系。誠如作者所言，早在兩漢之際，揚雄、班固已嘗試將文學與經學結合，魏晉以降的摯虞、李充、裴子野繼續闡發此旨，到劉勰也沒有例外。

　　龔鵬程指出，劉勰身處文筆分離的時代，《文心雕龍》之所以宗經、征圣，就是要打通文筆之辨。由于“文”本來是具指一切文明文化，故劉勰對“文”之起源有文道合一的認知。且因《文心雕龍》并非總集，遂可略仿摯虞《文章流別志論》的方式，暢所欲言，并開設《諸子》《史傳》等篇，闡發非集部著作的文學性。不僅如此，劉勰對于諸種文體的源流，幾乎都回溯到儒家的圣哲與經典。史子集三部，皆肇端于經，與《漢書·藝文志》“諸子出于王官說”自是異曲同工。對經學傳統的繼承以及對“文之為德”的高度注重，使劉勰在“文”的方方面面皆有仔細的考察與審思，促成了《文心雕龍》廣博的特色，舉凡本體論、創作論、文類論、風格論、作家論、語言論等范疇皆有頗為深入的探討。

　　盛唐以降對于六朝文風的批評，深切影響到“五四”以來對這個時代的判斷。加上六朝之世，三教并驅，更令人產生儒學被邊緣化的印象——而這種被“邊緣化”，似乎也為文學的自由發展創造了契機，鈴木虎雄、魯迅等人先后將魏晉南北朝視為“文學自覺”的時代。此外，西洋近代唯美主義思潮的出現，仿佛遙遙映照著上古中國文學觀隨著東漢經學時代的結束而逐漸“離開道德論”，甚至唯美主義的某些特質也不難讓人聯想起那些年輩稍晚于劉勰的蕭梁宮體詩家。無可否認，相對于各種詩歌題材，宮體詩在內容和情感上頗具吸引力，也更有脫卸時空束縛與道德說教的“延展性”——這些綺麗柔曼的詩歌未嘗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卻更具鏡花水月之致。如果以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的趨勢觀之，也可說是曹丕“詩賦欲麗”的發展極致。

　　但實際上，無論曹丕、陸機、劉勰還是鐘嶸，都沒有徹底脫離“文質彬彬”的思想，尤其是劉勰。龔鵬程指出，他重質更勝于重文，“作品如果文采略遜，可是內容還不錯，劉勰基本上會給予比較好的評價。反之，若文采很好，義理內容偏離了儒家的道理，劉勰定是批評的”。這與梁武帝最終放任徐摛誘導年幼的蕭綱創作宮體詩，乃至蕭綱后來提出“為文且須放蕩”之論調相去甚遠，卻正好呼應著《原道》篇中文與道合一、“與天地并生”的主張。（作者陳煒舜，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