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的權力與寫作的權力

　　命名的權力與寫作的權力

　　　作者：段文昕

　　《我的朋友阿波羅》是一本“小說”。故事從眼淚談起，以死亡開篇：我參加導師的追思會，并在三太太的游說下，開始照顧導師留下的狗——一只巨型大丹犬“阿波羅”。

　　這也是一個救贖的故事：“我”沉浸于喪親之痛，無法自拔；當寫作與心理治療都失效時，阿波羅給予“我”適時的安慰。雖然它的死亡未能留下光明的尾巴，但是我們仍能看見，在現代社會的情感缺失中，動物曾帶來如許安慰。

　　小說的敘事技巧現代，故事內容貼近現實。意識流的敘述像是女性獨語，發散且非線性，以此模擬“我”在現代社會與混亂情緒中努力找尋著什么，卻又迅速被沖散的狀態。除了刻畫人與動物的溫情，小說的故事更具有鮮明的女性意識，以“我”的眼光，打量“一名已故的白人男子”，是一種顛覆性的寫作嘗試。而以女性主體探入世界，討論師生、醫患、動物、性工作者等社會議題，也可以看作一種話語空間的拓展。

　　相較于傳統小說的線性敘事，《我的朋友阿波羅》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城市漫游者的視角。讀者跟隨孤獨、不合群的“我”，一齊重新打開現代城市。

　　阿波羅安靜內向，一對耳朵被剪成尖銳不對稱的小三角。雖然年輕，但飽受關節炎的折磨。它不愛和別的狗玩，卻愿意聽“我”朗讀作品，更體貼地為“我”叼來書本。真正使它與“我”心意相通的，是我們對逝去導師的共同悼念。

　　小說中的“我”對阿波羅是同情的，同情它被導師家人拋棄，卻本能地“忠誠”。同情它像個不快樂的孩子，面對自然卻無法回歸。“我”將它帶回家，悲痛的兩者，互相陪伴。用心理咨詢師的話來說，便是“我正遭受著喪親之痛刺激引起的抑郁和焦慮，而狗提供了必要的情感支持……實情是，動物無法應對，而我則是它的情感支持人”。在“我”為阿波羅爭取些許快樂與權利時，它同樣為“我”提供了一個沉默的依靠。

　　然而，作者絕不只在講人與狗的友誼，作者將“我”與阿波羅放在繁雜的社會關系中，鄰居、朋友、醫生……每個人都曾闖入阿波羅的生活。但與“我”的關愛相比，旁人不僅喧嘩，也少一份諒解。太太們將阿波羅視作已逝丈夫的投射，冷漠地將它關進狗舍。鄰人將我對阿波羅的愛扭曲為欲望與性，不懷好意地揣度。在作者筆下（實際生活中也是），人類社會充滿對巨型犬的刻板印象。而種種偏見背后，是人企圖凌駕于動物之上的傲慢：人馴化狗，為己所用。制造藏獒，而后遺棄，人類更以亞當主宰動物的氣勢，給它們命名。作家引用厄休拉·勒古恩創作的夏娃的故事，闡釋命名中的權力關系。“有人說，直到亞當賦予這些動物不同的名稱，它們才存在。”給“寵物”起名是“主人”最樂意且擅長的事。

　　人類不僅通過命名來主宰動物；在社會關系中，人對待比自己弱的人，同樣傲慢。他們制造性別差異、種族歧視。“我”看到的人類社會，充斥著掩飾、背叛、販賣和暴力。由人役使動物這一點出發，作者寫出了隱藏于日常生活中的霸權，讓我們思考：人對動物如此，對待同類又如何？

　　從阿波羅的身上，我們可以看見人是如何介入動物世界，以一種主宰的優越姿態，將動物當成沒有意志的物體。這種“人的介入”不僅給動物帶來傷害，也導致了現實社會中的差別、混亂與沖突。除了批評人的傲慢，作者似乎也抱著重建人與動物、人與社會關系的希望，即昆德拉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描述的牧歌般的關系，丟掉人類為萬靈之長的偏見，與動物一同重回伊甸園。從這一希望出發，作者反其道而行之，“以眾神中最具希臘性的神命名”，用“阿波羅”這個名字顛覆動物與人甚至神的秩序，并贊美它帶來的希望與光明。這既是“命名”這一行為的挑戰，同時也寄寓著新的期待。

　　小說中多條支線并行，觸及種種社會現象。然而，僅將此小說看作現實社會的關照，仍然是不夠的。故事接近尾聲，當讀者正跟隨“我”的意識漫游，作者卻另起一章，顛覆了前面的寫作，提出一個小說本質性的問題：創作的價值。

　　在第11章中，作者展現了故事的創作過程，女人將男人塑造成風流多情的形象，記錄他的身后事。將一只小臘腸犬塑造成大丹犬，使之成為重要角色。這一章揭示了《我的朋友阿波羅》的元小說結構，暴露作者創作的行為，揭開小說虛構的本質。當讀者意識到文本并不是對現實的反映，則需要重新思考“真實”的意義。不過，區別于一般元小說對“真實”的解構，作者袒露寫作過程，更想喚起讀者對小說創作這一行為的關注。這一章出現了書寫者與被書寫對象的對話，一方面，兩人接續了前文對作家、創作之意義的討論，另一方面，當男人得知自己被寫入小說，該人物形象卻沒有滿足自我期待時，覺得被冒犯而開始惱怒。作者在此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對比，作為創作者，我們掌握精英的特權，可以對文學夸夸其談。而一旦自己成為素材，我們又產生了現實的憤怒，將文學的價值遠拋一邊。“是什么讓我淪為可以被嘲弄的對象？”他問道。一個白人男性在女人的書寫中死亡，更被一只神化的狗取代了中心地位。這何嘗不是寫作者的命名權以及對命名權溫柔的嘲諷呢？

　　作者是駐校作家，故事中的“我”和導師也是寫作教師。在閱讀中，我們總會不自覺地將小說的內容與當下的寫作生態聯系起來：文學圈崇尚利益，創作者急于分一杯羹，寫作內容卻與時代脫軌。作者提出了種種寫作的陷阱，提醒每個執筆的人，思之、慎之。

　　更重要的是，作者對寫作倫理的討論。當下，作家擁有執筆書寫的權力，卻對他人的苦難缺乏應有的同情與思考。在女人與男人的對話中，我們似乎又看見了人對動物一般的傲慢。男人說：“對作家而言，一切都是素材。”在文本里，苦難遭到美化，女性的聲音再次被排除在外。這不是“為人生而藝術”與“為藝術而藝術”的爭論，而是寫作者已不再承擔知識分子的責任，甘愿成為資本市場的一部分，把別人的苦難當作素材，換取書的出版、讀者和稿費。

　　孔子早已提醒我們：“巧言令色，鮮矣仁。”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精英式的寫作，不僅壟斷了寫作的權力，也制造了文學中的巧言令色。為此，作者在文中展現了另一種寫作，即治療中心里飽受苦難的女人們的自我救贖式的寫作。這種將寫作與生命相連的態度，令人動容。有人寫到雙手起泡、出血仍無法停止，而有人拒絕寫日記，抗拒回憶過去的事情。抗拒本身也是一種表達。這種寫作權力的“下放”，使得女性發出自己的聲音，她們將長期壓制的情緒疏解，以緩解生理上無由來的失語、失明。更重要的是，我們看見越來越多的女性在寫作，越來越多的女性遭際浮出地表。這些痛苦終于被聽到，而不是經由作家想象的筆，變成一個功能性的情節。這也是創作者給我們的提示，唯有作者隱去自己的聲音，方能聽到眾聲喧嘩。

　　《我的朋友阿波羅》是一部內容和技巧都極為豐富的小說。無論是它以意識流的敘述，由現實延伸至社會問題；又或是元小說的結構，提醒讀者跳出敘事的邏輯，去思考創作本身的價值，我們都能看到“人”的痕跡——人對動物的控制，似乎也像創作者對待他者人生一般，隨意命名、挪用、分割和拋棄。寫一只狗，其實也是在寫我們的世界。到底何時，我們才能建立朋友一般的良好關系，作者在文中反復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