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生的充分準備，書寫新時代的中國美——關于劉慶邦長篇小說《花燈調》的對話

　　劉慶邦創作的長篇小說《花燈調》聚焦貴州高海拔貧困山區的高遠村，來自市區檢察院的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帶領干部和村民齊心協力艱苦奮斗，實現了全面脫貧。

　　對話嘉賓 劉慶邦（作家）王雪瑛（本報記者）

　　劉慶邦創作的長篇小說《花燈調》首發于《人民文學》2023第11期，《小說月報》2024年第2期轉載，2024年新春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單行本。《花燈調》聚焦貴州高海拔貧困山區的高遠村，來自市區檢察院的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帶領干部和村民齊心協力艱苦奮斗，在山地上修建公路、水庫、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村民們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實現了全面脫貧。通過嘉賓之間的對話，讓讀者了解劉慶邦如何發現小說的人物原型，怎樣在書寫新時代山鄉巨變中，塑造“時代新人”的形象，展現人們在面對貧困與富裕、傳統與現代的發展命題時的觀念變化與心靈成長。

　　長篇小說如大海，短篇小說如瀑布

　　王雪瑛：您多年來以短篇的有限篇幅書寫人生海海，探尋大千世界的人性回響。今后您以短篇小說創作為主，還是根據題材需要，創作不同體量的小說？

　　劉慶邦：寫完這部長篇之后，我又連續寫了十多個短篇小說。我喜歡寫長篇小說，也喜歡寫中短篇小說。短篇小說是點，中篇小說是線，長篇小說是面。長篇小說如大海，中篇小說如長河，短篇小說如瀑布。長篇小說像太陽，中篇小說像月亮，短篇小說像滿天星斗。各種小說體裁各有各的形態，各有各的聲音，各有各的光亮，都不可或缺，誰都不能代替誰。

　　有評論家說過，短篇小說是衡量一個作家創作水準的試金石。拯救文學性要從重新重視短篇小說開始。短篇小說是我認識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它們像是一把把小小的鑰匙，幫我打開一個個心靈世界，并再造一個個心靈世界。其實，把諸多短篇小說加起來，形成合集，也可以構成長篇小說的容量，從中也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世界。

　　王雪瑛：聽說最初這部長篇題為《淚為誰流》，為什么后來改為《花燈調》這個更有審美韻致的書名？

　　劉慶邦：這部長篇一開篇，我起名為《淚為誰流》，直到小說全部完成。女主人公駐村第一書記為脫貧攻堅付出很多，她的眼里常含淚水，為了爭取到扶貧項目，為了動員村民參與修路，為了隱瞞自己危險的病情，也是為家人對她的無私支持所感動，她多次淚流滿面。她的熱淚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是飽滿深情的外溢。她的眼淚是為村民而流，為老百姓而流，希望鄉親們能盡快擺脫貧困，過上好日子。

　　我在寫作小說的過程中，常常淚眼模糊，看不清字跡。我的眼淚情不自禁地為書中人物所流，為讀者所流，也是為自己所流。

　　直到《人民文學》將發表小說時，我想來想去，才決定將小說改名為《花燈調》，這樣更含蓄，更美麗一些，也更符合整部作品的文學藝術調性。書中多次寫到當地廣泛流傳的花燈調，一到過年過節，或有慶祝活動，村民們就會自發唱起花燈調，歌唱山村的巨大變化。花燈調有獨特的地方色彩，更能表達民眾心聲。

　　王雪瑛：作為一個生活積累豐厚，創作經驗豐富的作家，您曾經提到創作《花燈調》是一次特別體驗，與以往的創作狀態不同，是處于一種忘我的狀態？

　　劉慶邦：我在日記本上記得很清楚，2022年12月18日始，我感染新冠，發燒，咳嗽，嗓子疼，渾身無力不想動。但我的寫作雷打不動，照樣早上4點起床，投入寫作。我每天給自己規定的寫作任務是寫滿五頁稿紙，一千五百字。我對自己的身體充滿自信，不信戰勝不了它，意志力戰勝一切！小時候，母親對我很嬌慣。成年后，我一點兒都不嬌慣自己，用自己用得甚至有些狠。我曾懷疑過自己的寫作才華，但從沒有懷疑過自己的意志力。我的意志力促進和保障了創造力的發揮。

　　王雪瑛：《花燈調》是您的第十三部長篇，也是第一部敘寫新時代山鄉巨變的長篇小說。不到一年的時間，您就完成了30萬字的長篇。您說過：“我準備了大半輩子，醞釀了幾十年，終于把這本書寫了出來。”大半輩子的充分準備，大半年的忘我寫作，《花燈調》對于您的創作生涯而言有著什么重要意義？

　　劉慶邦：僅鄉土題材的長篇小說我曾經寫過六部，這些長篇寫的是過去的生活，記憶中的生活；《花燈調》寫的是眼下的生活，正在發生的生活。我以前寫的農村生活，差不多都是我老家的生活，是“我生活”。這次寫的是我國大西南革命老區的山村生活，是“他生活”。從寫“我生活”，到寫“他生活”，對我來說是一個轉變，也是一個挑戰。我知難而進，有意向自己發出挑戰。

　　我已是年逾古稀的人，原以為自己的激情在衰退，情感會淡漠。經過定點深入生活，了解到那位駐村第一書記的系列事跡后，我的激情又燃燒起來，情感又充沛起來。回到北京后，我的腦子里老是回旋起那位第一書記的形象和事跡。我的心情如此激動，除了為駐村書記的事跡所感動，還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有一種緊迫感，自己歲數大了，想象力和創造力在逐漸下降，擔心拖得時間長了寫不動。第二個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寫這部小說特別有意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在中華大地上進行的脫貧攻堅、精準扶貧，帶來的全面脫貧、步入小康和鄉村振興，我愿意用共同奮斗創造的豐碑來概括。豐碑，不是石碑，是口碑，是建在億萬人民的心中。我必須寫出這部作品。時代需要這樣的作品，讀者呼喚這樣的作品，如果我不寫出來，就對不起自己作為一個作家的良知、使命和責任。

　　在描寫具體人物時，認識時代新人的特質

　　王雪瑛：小說中的人物周志剛說，“我認為你們下來驗收高遠村的脫貧攻堅成果，既要見物，也要見人”，《花燈調》讓讀者看到了人物群像。山鄉巨變是人干出來的，這是生動描繪脫貧攻堅真實過程的重要環節，眾多的人物展開寬闊的社會層面，這很考驗作家的功力，是您寫作中的難題和挑戰？如何評價這部小說的人物塑造？其中哪些人物更讓您感到滿意？

　　劉慶邦：小說中轉業軍人周志剛對驗收團領導說的話，也是我在寫作中對自己的要求。高遠村全面脫貧靠的是上下擰成一股繩所形成的合力，《花燈調》塑造的是人物群像，可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正面人物形象，像駐村第一書記、區委書記、鎮委書記，還有老支書、村主任、周志剛、劉麗、任歡歡等，都是個性鮮明、各有千秋的正面形象。除了女主人公向家明，我還很欣賞轉業軍人周志剛，他不僅是脫貧攻堅中的骨干力量，簡直就是一位沖鋒陷陣的英雄。

　　寫山村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不但要寫物質的變化，更要寫人的變化，寫人的觀念之變，精神之變，行為之變，形象之變。寫好人之變，才能真正全面和深層次表現山鄉巨變。另一個層面是比較復雜的人物形象，他們各有各的弱點和毛病，讓人欣慰的是，這些人物后來都發生了可喜變化，他們的面貌煥然一新。

　　王雪瑛：小說以真實人物為原型塑造了駐村第一書記向家明，如何避免駐村人物概念化，塑造出一個血肉豐滿的“時代新人”形象？您在寫作中如何應對這個當代作家面臨的課題？

　　劉慶邦：如何塑造血肉豐滿的“時代新人”，正是這部小說的著力點，也正是我常思考，想回答的問題。我每年都回農村老家看看，對老家的變化，我看在眼里，動在心上，很想寫一部反映農村現狀的長篇小說。有了寫作的愿望，還要有寫作的機緣。人物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是一部長篇小說成敗的關鍵。主要人物是一部小說的綱，綱舉才能目張。主要人物猶如一棵樹的骨干，只有骨干立起來了，才撐得起滿樹繁花。全國有五十多萬個駐村第一書記，他們在脫貧攻堅中的作用是巨大的。我設想，最好能找到一位駐村第一書記為主要人物，才能把所有素材集中起來，統率起來。當我有幸相遇遵義山區這位駐村書記時，心里一明，眾里尋“她”千百度，獲得過“全國脫貧攻堅貢獻獎”的她，正是我要尋找的駐村第一書記的優秀代表人物！她對這部小說的啟動作用是決定性的，沒有這個人物，就沒有這部小說。

　　正是在塑造新時代新人的用心探索中，在向家明這個具體人物身上，我才逐漸認識到“時代新人”的特質。“時代新人”形象不是一個概念，是通過具體行動在向家明身上體現出來。她不是那種“高大全”式的人物，她也有七情六欲，兒女情長。她也想得到職務上的升遷，也想過多掙工資，遇到不開心的事，她也跟丈夫使小性子。她與不同人物打交道時，用不同方法，不同語言，體現出她立體形象的多個側面。

　　王雪瑛：中年人的情感面臨著現實生活的種種磨礪，向家明離開城市，和丈夫的兩地生活中，更顯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珍貴，他是雪中送炭貼心支持的親人，家里家外風雨同舟的戰友，還是理性分析敢于直言的諍友。他讓她在砥礪前行中后顧無憂。小說在他們的關系中，深入了向家明的心靈世界，也寄予著您對女性情感的關注，對中年人情感的理想。

　　劉慶邦：向家明投入脫貧攻堅戰役，能取得超預期的成果，丈夫對她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沒。丈夫的支持，不僅有情感，道義，還有智力上的。丈夫幫她出了不少好主意，是她的堅強后盾。一人去攻堅，全家總動員，父母、孩子、妹妹和妹夫們，都支持她的工作。

　　向家明愛唱歌，愛美，愛小動物，愛動感情，她是一個情感豐富，有激情的女性，她不是“方海珍”，不是“江水英”，也不是“柯湘”，是不可復制的“這一個”。她在工作中的果敢決斷表現出“女強人”的一面，但她不失是有平常心的女兒家，她的心靈還是溫柔善感的女性世界。她是人到中年，但依然保持著朝氣蓬勃的勁頭。

　　評論家李敬澤在評論我的作品時說，川端康成寫的是日本美，劉慶邦寫的是中國美。敬澤站在世界文學的高度，為我的小說創作指出了一個方向，他的評價讓我深受鼓舞。我也喜歡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說，我一直朝著這個方向努力，這部《花燈調》，是我努力寫出新時代的中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