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半島文壇的東坡情結

　　朝鮮半島文壇的東坡情結

　　宋代大文豪蘇東坡，名揚四海，在朝鮮半島也極具盛譽。考察東坡對朝鮮半島文學、精神文化的影響，不僅有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東坡，還能對漢字文化圈內文學、文化的交流與借鑒有更全面的認識。

　　東坡的作品究竟是何時、經何種途徑傳入朝鮮半島的，至今仍無定論。據東坡《論高麗進奉狀》載“熙寧（1068—1077）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及宋人蘇頌贊譽東坡“文章傳過帶方州”的自注：“前年（1077）高麗使者過余杭，求市子瞻集以歸”，可知最遲在宋熙寧年間，東坡的作品便已傳入朝鮮半島。但在此之前，由其他渠道傳入高麗的可能性也很大。因為高麗文宗時期（1046—1083），不少宋人入仕高麗。如1060年文宗下詔“以宋進士盧寅有才，授秘書省校書郎”；1061年“以宋進士陳渭為秘書校書郎”。東坡于1057年進京應試，深得歐陽修賞識，名動京師，當時入仕高麗的宋人應該會知曉東坡。

　　一般來說，文學作品從被人接受到產生影響要經過較長時期。但自新羅末期至高麗前期，整個文壇受中國晚唐詩風影響，彌漫著追求浮華的形式主義文風，致使當時的文人深為不滿，欲加改變，加之高麗時期佛教盛行，而東坡具有比較濃厚的佛教、老莊思想，總能以老莊的淡泊來化解人生的不幸，東坡詩文成了失意政客、潦倒文人的精神慰藉品，因此，東坡詩文一經傳入，便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并在極短時間內迅速流播，產生了很大影響。

　　高麗文宗時期文壇開始知曉東坡，高麗中期（1170—1270）便達到了“東坡熱”的鼎盛時期。當時高麗的文壇代表李奎報在《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中，對東坡文集受到追捧的情形做了詳細記述：“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已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為人所嗜者也……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后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甚至在蒙古入侵高麗時，東坡文集“不幸為虜兵所焚滅”，全州“太守以為古之人尚有臨戎雅歌，投戈講藝者，文之不可廢”，并以尚州摹本的東坡文集為基礎，進行了重新雕刻。高麗中期，人們認為東坡“可以與少陵并駕”，借用蘇詩的題材，模仿蘇詩的辭章用句，活用蘇詩詩句，借用蘇詩之韻進行次韻、和韻之作，更是層出不窮。當時的文壇代表李仁老、李奎報、林椿等人深受其影響。李仁老是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第一位模仿東坡的《和陶歸去來兮辭》創作“和陶詩”的詩人。高麗詩論家崔滋在《補閑集》中曾這樣評價：“今觀眉叟（李仁老）詩，或有七五字從東坡集來”，“觀文順公（李奎報）詩，無四五字奪東坡語”。林椿也在《與眉叟論東坡文書》中云：“仆觀近世東坡之文，大行于時，學者誰不服膺呻吟。”東坡詩文無疑給高麗文人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學坐標，這種大量的模仿極大提升了漢詩的創作數量，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正如崔滋所指出的：“近世尚東坡，蓋愛其氣韻豪邁，意深言富恢博，庶幾效得其體也。今之后進讀東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風骨，但欲證據以為用事之具。”

　　高麗后期（1271—1392）的學蘇熱潮雖不及中期，但東坡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后期的文壇代表李齊賢曾親自拜訪過眉州的三蘇祠，并作《眉州》一詩，稱贊三蘇父子“聯翩共入金門下，四海不敢言文章。邇來悠悠二百載，名與日月爭輝光”，并以“金門非榮，瘴海何懼。野服黃冠，長嘯千古”之句，將東坡受貶時的豁達表現得淋漓盡致。“麗末三隱”之一的李穡更是自少時便讀東坡集，其在詩中提到“長松影里讀東坡，定水高談似決河”“苦熱西風自有時，平生喜讀老坡詩”。李穡的個人經歷與東坡極為相似，因正直敢言多次遭到流放，流放生涯令其對東坡詩的思想內涵有著更深切的體會，“嘗以東坡自比”。

　　朝鮮王朝時期（1392—1897），東坡的影響呈現出一個“V字”過程。朝鮮王朝建國之初，文壇“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但隨著朱子學統治地位的逐漸加強，尤其是在朝鮮王朝中期（1506—1637）“儒學雙璧”李退溪和李栗谷的繼承和發展下，朱子學成為朝鮮王朝唯一的正統思想，與朱子學相對立的蘇學自然受到了抵制。加上東坡的“反高麗觀”及其部分詩文句句用典、隱晦難解等，于是，東坡受到了不少大儒的批判。但之后朱子學日漸式微，部分朝鮮王朝文人又重新提倡蘇學，并以此作為反朱子學的重要依據。東坡雖在朱子學盛行時期受到不少否定評價，但有趣的是在這一期間也不乏對東坡曠達之語的贊美之聲。而到了朝鮮王朝后期（1637—1897），受清代蘇東坡研究熱潮的影響，文人的慕蘇之風又再次掀起。

　　如果說東坡在高麗時期產生的影響主要是被視為創作的最高典范，對漢詩的創作起到了極大的借鑒作用的話，那么，在朝鮮王朝時期，文人們則被東坡的人格魅力及其詩文的思想內涵所折服。他們更多地沉浸于對東坡藝術行為的關注上，不少失意政客更是視東坡為人生的理想典范，在現實中模仿東坡的藝術行為，以求引發共鳴。如在朝鮮王朝時期本土文學的代表“時調”中也隱隱存在模仿東坡的痕跡。最偉大的時調詩人尹善道，其代表作《漁父四時詞》中流露出的思想與東坡的《漁父四首》極為相似，都是追求超然物外，與世無爭。還有著名時調《鐵嶺歌》也與東坡有著極深的淵源。東坡曾在密州作《水調歌頭》詞，相傳宋神宗聞后感嘆“蘇軾終是愛君”，并量移汝州。這一佳話亦為朝鮮王朝文人所熟知，故而李恒福在被貶途中為表忠君之情，便效仿東坡創作了《鐵嶺歌》，其好友李廷龜則多次在詩中視《鐵嶺歌》為“水調歌聲”，云“水調歌聲滿洛城”“水調空傳嶺外文”。之后的大學者宋時烈更是模仿東坡的《水調歌頭》體式將韓文時調《鐵嶺歌》重新翻寫為漢文。可見，時調這一朝鮮王朝時期本土文學的創作也從東坡的詩文及人生經歷中獲取了一定的靈感。

　　除此之外，東坡的前后《赤壁賦》更是深受朝鮮王朝文人，尤其是經歷黨爭士禍、退隱山林之士的喜愛，由此催生的“赤壁文學”絕對是朝鮮王朝時期文學和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點。丁希孟認為：“赤壁之游，使無子瞻之賦，則赤壁不過高山大江而已。”不少文人更是“興來長吟子瞻之二賦”，“手把李白杯，口詠蘇赤壁”。《東人詩話》的著者徐居正也尤為推崇東坡，說“予謂，古人以蘇老前后赤壁賦，為一洗萬古”，還寫下了“醉里猶吟赤壁賦，更隨明月上孤舟”“追憶先生四百年，赤壁風月還依然。我今為賦赤壁詩，欲喚先生酹一卮”等詩句。不僅如此，朝鮮王朝文人還模仿蘇子赤壁泛舟之舉，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以李荇、樸訚為代表的海東江西派文人，把漢江絕壁假想為長江赤壁，并模仿蘇子泛舟，云：“擬把漢江當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除漢江赤壁船游外，還有在其他各地舉行的泛舟活動，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會于宣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泛月東江”“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賦赤壁之夕也。權君一甫語余，欲泛舟四郡山水之間，以續故事”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尚州的洛江船游，自1196年李奎報隱居尚州與友人泛舟洛江創辦詩會開始，一直持續到朝鮮王朝后期1862年，666年間共舉辦了51次詩會，并有《壬戌泛月錄》留存于世。2002年韓國尚州延續了先前的傳統，舉辦了第52屆“洛江詩祭”，從漢詩中重新領略古人赤壁泛舟之風流，并以現代韓文的形式進行詩歌創作。此外，在朝鮮王朝后期盛行的“東坡祭（拜坡會）”，也值得引起我們的關注。東坡祭受清代學者翁方綱的影響，于東坡陰歷生辰之日，掛東坡笠屐圖，進行祭祀，即興和詩。但據調查，“東坡祭”在韓國的舉辦一直維持至近代，最后一次舉辦是在1945年。

　　總之，東坡及其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接受與評價雖在各個時期有所不同，但整體而言影響的持續時間是極為久遠的。東坡作品在朝鮮半島的流傳及影響，不僅是文學史上的一大盛事，更是中國與朝鮮半島文化交流的有力見證。

　　　　（作者：許寧，系韓國全北大學BK21韓中文化和而不同創新人才培養事業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