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年,一到福建寧德,習近平同志就扎進基層開始調查研究。到任不到3個月時間,他走遍寧德地區下轄9個縣,經過調研為閩東初步確立了發展思路。圖為寧德市壽寧縣下黨鄉新貌。(福建省壽寧縣紀委監委 供圖)
近日,《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閩山閩水物華新——習近平福建足跡》《干在實處 勇立潮頭——習近平浙江足跡》《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四部系統記述習近平同志地方工作經歷的圖書,正式出版發行。
重視調查研究,善于調查研究,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四部圖書中詳細介紹了他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四地工作期間開展調查研究的經歷與做法。回顧習近平總書記的足跡,有助于我們做好新時代的調查研究工作。
本期嘉賓
康振海 河北省社科院黨組書記、院長
傅慧芳 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執行院長
陳柳裕 浙江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
郭慶松 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
記者:根據書中記述,習近平同志在正定、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間,是如何重視并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的?
康振海:習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下鄉調研,想方設法了解群眾生活怎么樣、老百姓的收入怎么樣。在正定工作期間,他走遍了全縣25個鄉鎮、221個村。這一時期正定形成的許多文件和重大決策,都跟調研有關系。
書中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習近平同志專門給正定四大班子領導寫信,要求大家脫身冗務,著眼于基層,著眼于實際,“凡事務求貫徹。到基層調查,要一下到底,親自摸情況,直接聽反映,尋求‘源頭活水’”。在他的帶動下,調查研究之風從縣委大院興起,全縣機關作風煥然一新。
傅慧芳:在福建工作時,習近平同志曾說“謀于前才可不惑于后”,提倡“做縣委書記,一定要把下轄的村走完;做市委書記,一定要把鄉鎮走完;做省委書記,一定要把縣走完”。
1988至1990年,習近平同志任寧德地委書記期間,一有時間就到鄉村調研。寧德是當時中國18個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之一,為深入“最犄角旮旯的地方”,他經常一連數日坐著吉普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遇到不通公路的偏遠山區,他就踩著泥濘濕滑的危險山路徒步進去。他反復強調,只有通過調查研究,努力掌握全面、真實、豐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才能真正掌握客觀實際中的“實事”,做到耳聰目明、心中有數。
陳柳裕:習近平同志剛到浙江工作的那段時間里,為了盡快掌握全省情況,花了大量時間來調查研究——2002年10月至2003年1月,他給自己布置的“到11個市都跑一跑”的任務就已經完成,到2003年7月省委全會召開前,他已經走過全省11個市、69個縣(市、區)和大部分省直部門、單位。
以上率下,努力推動全省領導干部開展調研。2003年2月10日,農歷正月初十,浙江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召開。習近平同志說,一年之計在于春,春季怎么開局,我們選了調查研究這個形式,從轉變作風入手,解決全局性的重點問題。會議討論通過了《2003年省委、省政府領導調研計劃及有關重點工作》和《關于推進調查研究工作規范化制度化的意見》。后者對加強調查研究作出制度規定:省級和市縣領導班子成員,每年分別要有兩個月和三個月時間下基層調研,主要領導要自己動手寫一至兩篇高質量的調研報告;領導干部要在基層建立聯系點,省級領導干部每年至少到聯系點兩次,市縣領導干部要與基層點保持經常聯系。
郭慶松:在上海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走遍了全市當年的19個區縣和各主要部門,走訪了街道、農村、企業、學校、“兩新”組織等各類組織和機構,涉及黨政軍群團和教科文衛體等各個領域。
七個多月里,習近平同志每次調研的重點可能有所不同,但黨建和民生是必談話題。他十分重視黨的紅色基因傳承,在調查研究中對黨史上的重要紀念地十分關注。來上海不到一周,他便來到中共一大會址和二大會址,悉心聽取介紹,對展廳內各種史料看得非常認真。到虹口區調研時,他特意來到中共四大史料陳列館,要求把四大紀念館建造好,把史料征集好,重視黨史研究工作。他在跟上海的干部交流時曾指出:“上海有一大會址,還是二大、四大召開地,革命傳統是我們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是凝聚人心、激勵向上的一種精神動力。”
調查研究要深、實、細、準、效
記者:書中記載的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間的調查研究中,有哪些方式方法或特點值得我們深入學習踐行?
康振海:始終深入群眾。習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從不在辦公室閑坐,他騎著自行車走村串戶,深入田間街頭,與農民拉家常、交朋友。他辦公室的門始終對群眾開放,群眾可以隨時來談事,群眾的來信來訪他都認真對待、認真解決。正如他所強調的,“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廣泛聽取群眾意見”。
堅持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樹立求真務實的作風,具有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勇氣。”當深入正定農村調查發現農民負擔過重的現實情況后,他堅持實事求是,頂住壓力向上級爭取核減征購糧指標,“寧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產第一縣的桂冠”。
注重方式方法。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不僅注重調查研究,而且善于調查研究,講究方式方法。他創新問卷調查和現場接訪的調研方式,在大街上擺桌子,向來趕集的群眾發放民意調查表,現場處理、解答群眾問題。他召開不同類型座談會,組織外出參觀學習,廣泛接觸群眾,全面傾聽聲音。他致信邀請大學生暑期返鄉做農村調研,通過他們了解最真實的情況。這些調研方式,既能真正了解群眾訴求和實際情況,又加強了黨群干群的血肉聯系,取得很好的效果。
傅慧芳:把調研重心放在困難地區。習近平同志經常強調,搞調研特別要到落后地區去,到“老少邊貧”地區去,了解那里群眾的呼聲和疾苦,為他們排憂解難。他踏足的一些非常偏遠和閉塞的山村,很多長期沒有縣級以上干部進去過。比如,他不辭辛苦到了有“車嶺車上天,九嶺爬九年”之稱的下黨鄉調研,當翻山越嶺步行幾個小時抵達下黨村時,“受到最為熱情隆重的歡迎,鄉里百姓說他是‘到過這里最大的官’。”時至今日,他“三進下黨”仍為百姓傳頌。
始終堅持先調研后決策。他強調“沒有調查就不要決策”,認為結論應當產生在調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上。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決策前的調查、分析、論證上,以尋找和選擇最佳的決策方案。1985年6月,習近平同志到廈門報到的第三天,就帶隊下鄉調研,對于“三農”工作,他做到了“心到”“人到”“工作措施到”,在廈門三年,最偏僻、最貧窮的地方都去過了,每到一處,都結合當地實際提出有針對性的措施,以推動工作的開展。
陳柳裕: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習近平同志曾在《浙江日報》“之江新語”專欄發表《調研工作務求“深、實、細、準、效”》一文。深、實、細、準、效的要求,其實質也是搞好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深就是深入群眾,深入基層,到田間、廠礦、群眾和各社會層面中去了解情況、解決問題。實就是作風要實,真正做到聽實話、摸實情、辦實事。細就是認真聽取各方面意見,深入分析問題,掌握全面情況。準就是不僅要全面深入細致地了解實際情況,更要善于分析矛盾、發現問題,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規律性的東西。效就是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要切實可行,制定的政策措施要有較強操作性,做到出實招、見實效。
習近平同志始終強調,調查研究是加強黨的作風建設的切入點和重要環節。他務實的調研作風一直有口皆碑:只是“去過”不能算數,必須有明確的主題,做好充分的準備,安排專門的時間,沉下心來蹲幾天,并且要有成果。每一次調研,除了相關的必要人員外,一直堅持輕車簡從,不搞層層陪同、不帶框框,既到條件好、發展快的地方,也到問題多、困難大的地方。
郭慶松:注重服務于重要決策和重大戰略。比如,2007年上海正處于產業結構深度調整的關鍵時期,習近平同志敏銳注意到,產業結構是事關上海未來發展的一大關鍵,為此作了大量的調研和思考。從服務業初步集聚的中心城區,到郊區的各大制造業基地、特色農業基地,他一路走一路看,通過深入的調研、觀察和分析,他提出三二一產業共同發展、融合發展的觀點,成為上海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依據。
形式多樣,注重實效。習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的調研,既有組織安排,也有自己要求的;既在上海本地,也到江蘇、浙江等外地;既到職能部門又深入基層一線,既到政府部門又去辦事窗口,既到城市社區又去鄉間田頭,既進行實地察看又聽取匯報交流,既對話領導干部又深入普通百姓,既接受上訪又帶頭下訪,既聽情況、提問題又談看法、提要求,既有座談、訪談、咨詢、談心、談話的形式,又有開工作會、專題會的方式。調研中,他不講排場、很接地氣,工作上的事情都是以探討、商量的口吻和大家交流,與平時工作結合得很緊密,這樣的方式不僅能夠聽到真話、看到真相,而且有利于發現問題、推動工作。
把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效
記者:根據書中記述,在取得大量調研素材后,習近平同志如何提煉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又如何將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工作的實際舉措、取得實際效果?
康振海:開展調研不是目的,而是要發現問題癥結,開拓工作思路,制定工作措施,謀得工作實效。在正定工作期間,習近平同志堅持摸實情、做實事,把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工作成效。他立足正定區位優勢和發展實際,在赴先進地區實地學習和對正定商品經濟現狀、前景開展調研的基礎上,提出了發展“半城郊型”經濟的新思路,主持制定了相關方案,推動正定實現了不丟城、不誤鄉、利城富鄉。他深入調研企業單位人才短缺的困境,經過反復探討和細致謀劃,主持編制了“人才九條”,為正定經濟社會發展招攬了大量人才。此外,開大包干先河、發展旅游產業、制定“六項規定”等,習近平同志都是在深入實際廣泛調查的基礎上,堅持把真實情況摸排清、把問題癥結分析透,并制定切實可行、有針對性的措施,把調查研究成果轉化為解決問題的具體行動。
傅慧芳:調研的根本目的是解決問題,習近平同志在開展工作中不僅重調查,更重分析研究和成果轉化。例如,為適應廈門經濟特區擴區、探索實行自由港政策的需要,他組織100多人做了發展戰略的研究,圍繞對臺問題、實施自由港某些政策、建設自由港的經濟特區這三個基本問題,進行了21個專題調研,寫出幾十萬字的調查材料,歷時一年半,牽頭編制出臺的《1985—2000年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成為中國地方政府最早編制的一個縱跨15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規劃。在福州,習近平同志全民動員、問計于民,萬人答卷、千人調研、百人論證,《福州市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設想》十易其稿,科學謀劃了福州3年、8年、20年的發展目標。
陳柳裕:從書中可見,習近平同志對浙江長遠發展的整個戰略思路,就是在調研中逐漸形成并不斷完善,最終形成“八八戰略”。例如,在調研中,他看到了浙江塊狀特色產業的優勢和不足,看到了產業發展演進規律和信息化帶來的機遇,提出要以“騰籠換鳥”的思路和“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勇氣,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在他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指引下,浙江的產業結構不斷轉型升級,逐步從“低小微”轉向“高精尖”,以“高質量”取代“高增速”。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習近平同志2005年8月15日到湖州安吉調研時,在天荒坪鎮余村一次和村干部的座談時提出的。那次調研主題原為民主法治村建設,但后來他和村支書的對話轉到了生態保護上,近兩個小時,為余村的未來發展把脈。九天后,他在“之江新語”專欄發表了評論文章——《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關于這個觀點他有比較深入系統的思考,在下鄉調研時經常勉勵大家“在選擇之中,找準方向,創造條件,讓綠水青山源源不斷地帶來金山銀山”。得益于這一理念深入踐行,浙江發展模式出現了重大轉變和提升。
郭慶松:調查研究包括調查與研究兩個環節,光調查不研究,不會有規律性認識和理性成果,光研究不調查,結論的基礎肯定有問題、可信度也不高。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提出了把上海未來發展“放在中央對上海發展的戰略定位上,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謀劃”。“四個放在”是習近平同志在深入調研并獲取大量素材的基礎上研究提煉的上海發展的基本定位,是上海通往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路上一切工作的基點。如今,“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局看上海,在服務全國中發展上海”,已成為上海干部的一個重要方法論。
足跡
下鄉經常要走土路,好走點的是有人管理的沙土路,還有很多土路沒人管,坑坑洼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腳泥。習近平行走其間,絲毫不以為苦。他騎著自行車,奔波在鄉間田野,穿梭于滹沱河的南北兩岸。他對身邊的同志說,騎車有三個好處:一是鍛煉身體,二是接近群眾,三是節約汽油。
下鄉路上,他和同行的人有說有笑,還常常問這塊地是哪個村的,那個磚窯歸哪個村管。他說,縣領導必須充分掌握基層情況,這樣才能分類指導。
——《讓群眾過上好日子——習近平正定足跡》
到廈門報到的第三天,習近平就帶隊下鄉調研了,第一站選擇了同安縣。這讓時任同安縣縣長郭安民既驚訝又高興。當時的同安是個很落后的農業縣,需要靠市財政補貼支持。
后來,習近平常到同安,次數多到郭安民都記不清了,但郭安民記住了一個細節:習近平每到一個地方,都與大家一起坐小板凳,和群眾親切交談。當地人喜歡泡茶,茶杯因常年使用,有一層黑黑的茶垢,他毫不介意地跟大家一起用黑茶杯喝茶。“近平同志這樣做,一下子就拉近了與群眾的距離。”
——《閩山閩水物華新——習近平福建足跡》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還在這次省委理論學習中心組學習會上給大家出了七個調研“題目”:關于重要戰略機遇期,關于建設經濟強省、打造文化大省、推進依法治省,關于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關于“北接上海、東引臺資”,關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關于維護社會穩定,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以上七個方面的問題,都是涉及浙江經濟社會中長期發展的全局性大問題,需要在今后調研工作中進一步具體化。”
而這些“題目”的大部分內容,都能在之后習近平提出的“施政綱領”中找到呼應之處。可見,浙江接下來要如何發展,此時的他已胸有成竹。而這些思路到底行不行,還得在調研中進一步驗證和完善。
——《干在實處 勇立潮頭——習近平浙江足跡》
如果梳理一下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的足跡,可以發現,他的調研工作范圍很廣,不僅走遍上海19個區縣,還去了不少單位、部門,更重要的是,他去調研的地方,都經過精心選擇,有一根主線非常清晰——與中央對上海的要求、與國家戰略在上海實施相關的點,他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當好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習近平上海足跡》(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郝思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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