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文化】秦人和秦文化的甘肅源流

禮縣四角坪遺址出土的云紋瓦當

禮縣四角坪遺址

　　特約撰稿人　雍際春

　　在中國歷史長河和中華文明的演進中，秦人、秦朝、秦文化是一個無法繞過的話題。這不僅因為秦朝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一個重要朝代，而且秦朝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轉折點之一，國家大一統、民族大融合、文化大整合和文明轉型均奠基或開端于此。所謂“周秦之變”和“百代都行秦政法”，都是對其承上啟下、繼往開來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追溯秦人、秦朝、秦文化的興起和發展，其時空源流和文化基因都打上了深深的甘肅烙印。

　　秦人的“前世”與“今生”

　　史稱秦人族出東夷，顓頊的苗裔孫女脩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大費協助大禹平治水土有功，被帝舜賜婚，任朕虞掌管山林川澤并佐舜調訓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伯益”。帝舜又賜姓伯益為嬴氏，其部族迅速發展。后大禹選立伯益為繼承人，但大禹死后，伯益反被大禹之子啟所殺，其部族也受到排擠打壓而被迫遷徙流散，“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夏末時，嬴姓首領費昌“去夏歸商”，與商湯結盟滅夏并隨商夷聯軍進入關中。從此嬴氏成為商朝的顯貴，“累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商末，在周人實施的翦商行動中，嬴氏作為商朝的堅定同盟者遭到嚴厲打擊，其首領中潏被迫歸周，“在西戎，保西垂”。西垂又稱西犬丘，即今西漢水上游甘肅禮縣一帶。與此同時，中潏之子蜚廉逃往嬴氏的故地商奄（今山東曲阜一帶），發動嬴姓諸國響應“三監之亂”反周，被周公鎮壓。

　　清華簡《系年》有明確記載：“飛歷(廉)東逃于商盍(奄)氏。成王伐商盍(蓋)，殺飛歷(廉)，西遷商盍(奄)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飛廉即蜚廉。李學勤先生考定“邾圄”即為漢代天水郡冀縣（今甘肅甘谷縣）的“朱圄”。從此，經過這兩次西遷，嬴姓之民便在隴右西戎居地定居下來，在整個西周近三百年時間他們在這里艱苦創業，實現了族體形成、受封興起和建國東進關中三部曲。

　　在漫長的夏商時代，秦人以嬴姓活動于歷史舞臺，后來的秦人僅僅是嬴姓大家族中的一支。西遷隴右的嬴姓一支才是我們所說的秦人，因此人們常常以“嬴秦”合稱夏商周三代時期的秦人。所以，有學者以“源于東而興于西”來概括秦人的起源史。就此而言，夏商時代的嬴姓階段，只是秦人的“前世”，而遷入隴右以后的歷史才是秦人的“今生”。就此而言，甘肅才是秦人真正的起源地。

　　從古族到古國、方國

　　中潏西遷隴右，秦人歷史進入世系清晰、傳承有序和崛起建國的新階段。從中潏下傳蜚廉、惡來、女防、旁皋、太幾到大駱共七代，正當西周早期，是秦人族體形成的關鍵時期。西遷隴右的兩支嬴氏之民與當地土著西戎部族雜居，可謂寡眾懸殊，但他們入鄉隨俗，與西戎通婚聯姻，經濟上互通有無，文化上相互交流學習，在和睦相處中既站穩了腳跟，也壯大了自身力量。

　　大駱娶西戎申侯之女為妻，生嫡子成，又生庶子非子。非子善養馬，周孝王征召非子在汧渭之間為周王室養馬，“馬大蕃息”。為了獎勵非子養馬有功，周孝王欲讓非子取代成的大駱繼承人位置，但遭到申侯反對，并以更換繼承人將破壞“申駱重婚，西戎皆服”和睦局面相威脅。“于是孝王曰：‘昔伯益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贏。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周孝王采取既保留成的繼承人位置又封非子為附庸兩全其美的措施，是秦人邁入古國開始崛起和擁有“秦”這一族稱國號的轉折點。從此，秦人在甘肅就有了西犬丘（今甘肅禮縣）和秦（今甘肅清水）兩大中心居邑，比鄰而居，互為奧援，發展加速。

　　非子下傳秦侯、公伯、秦仲、莊公，共五代在秦邑致力發展。秦仲時，“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生有五子，長子為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秦人在經受了失地亡君、與西戎由和到戰以及由敗到勝的生死考驗與磨礪之后，終于迎來了建立國家的新機遇。

　　莊公之子襄公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771年），西戎部族的犬戎與申侯聯合伐周，殺周幽王于酈山下，西周亡。秦襄公率兵救周，“戰甚力”；周平王東遷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秦人由此進入與關東諸侯國并立的方國時代。襄公建國四年后，其子文公繼位，文公三年（公元前763年）帶兵七百人向東狩獵，一年后達到汧渭之會，并宣布遷都汧渭之會，開啟了與六國爭雄、一統天下的歷史新階段。

　　秦人在甘肅由古族到古國再到方國的曲折歷史進程，是秦人發展史上最為艱辛和波瀾壯闊的輝煌畫卷，甘肅是秦族、秦國的興起之地。

　　和西戎、伐西戎與華戎交融

　　西戎是世居甘青高原一帶的古老土著部族，部族種落甚多，自有君長，各分散居溪谷，長于畜牧，也兼營農業，西周春秋時期勢力最盛，西周的強盛與滅亡，秦人的西遷與興起，都與西戎息息相關。如西戎申侯就與周人和秦人都有聯姻關系，并在雙方關系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西戎滅西犬丘大駱之族和秦仲伐戎，標志著秦與西戎長達二百年之久的和睦關系結束，開始了近五百年相互攻伐和征服融合的漫長歷程。

　　從秦仲伐戎開始，建國前后的幾代秦君，在接連反擊西戎的戰爭中，由弱勢和多次失敗逐步強大并取得勝利。秦文公東遷關中，伐戎地至岐，“收周余民有之”；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在邽、冀戎故地設邽、冀二縣，這是中國歷史上設置最早的縣。公元前623年，秦穆公“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由此，秦戎相爭由相持局面轉向秦人占據主動和優勢。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間，秦戎雙方發生大小戰事數十次，秦人大都取得了勝利，并將戰爭納入征服兼并西戎的軌道。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于甘泉宮，起兵滅義渠。接著修長城，并在西戎故地設隴西、北地、上郡三郡進行管轄。至此，以最為強大的義渠戎被征服為標志，西戎諸部最終被秦人兼并，除少數遠遁外，西戎大部在與秦人雜居共處中漸次融合，匯入華夏民族大家庭之中。

　　秦人西遷隴右后，在數百年間長期與西戎交錯雜處和交往中，既有和睦相處，也有相互攻伐和兼并征服。在這一過程中，秦人從族體形成到逐步興起，從聯姻受封到建立國家，從東遷關中到稱霸西戎，以至完成兼并統一天下，西戎不僅一直深度參與其中，而且最終化干戈為玉帛。雙方在日益密切的交往交流中彼此影響吸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融為一體，書寫了民族融合的新篇章。秦與西戎的交往交流和交融，除了通婚聯姻，還有經濟往來互補，文化交流互鑒和征服兼并等多種形式，并以設縣（道）置郡進行有效管轄。秦與西戎的融合不僅使秦人國力大增，而且西戎故地隴西、北地、上郡成為秦人穩固的后方和畜牧戰馬基地，從而與關中、成都平原農業基地共同奠定了秦國完成統一的強大物質基礎。

　　秦文化的甘肅基因

　　秦人興起和建國于甘肅，既有史乘文獻記載，更有近四十年來大量重要的秦文化考古遺址為佐證，而且這些遺址豐富的遺存和文化為我們揭示秦人早期歷史和文化面貌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1982年發掘的甘谷毛家坪、天水董家坪西周春秋時期秦與西戎墓葬遺址，是國內首次發現的秦早期文化遺址，開啟了考古實證秦人早期歷史的序幕。1994年以來對禮縣大堡子山被盜秦公大墓和圓頂山春秋秦貴族墓葬的清理發掘，證明了《史記》所載秦人“在西戎，保西垂”，西遷隴右的真實性。2004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五家單位啟動的早期秦文化和西戎文化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項目，經過二十年來系統的考古調查和重點發掘，共發現68處秦早期文化遺址，其中，西漢水流域37處，渭河牛頭河流域31處，重點發掘十多處，秦早期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如在西漢水流域禮縣西山、大堡子山、山坪遺址古城的發現，成為確認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西新邑的重要依據；鸞亭山祭天遺址為探尋西畤遺址提供了線索。在天水渭河流域，甘谷毛家坪遺址秦與西戎墓葬分區并存和子車戈的出土，成為揭示秦戎關系和冀縣地望的重要資料；清水縣李崖遺址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秦文化遺址，與非子受封秦邑史事相吻合，而具有商式風格的陶器的出土，為秦人“東來說”提供了確證；清水縣劉坪、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秦安縣王家洼、漳縣墩坪等春秋戰國時期西戎墓葬遺址，為探尋西戎文化和秦戎關系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再如天水放馬灘戰國秦墓木板地圖和竹簡《日書》的出土，禮縣四角坪秦朝大型禮制性建筑的發掘，則是戰國以來秦人故里科技與文化高度發達的標志。

　　上述各類重要遺址以及大量青銅器、金銀器、車馬器、兵器、玉器、陶器、玻璃器、料珠和車馬等文物，是秦人在甘肅大地興起發展和文化創造的歷史印記和物化見證。秦人本以“調訓鳥獸”和善御著稱，遷入亦農亦牧的隴右地區，與長于車馬射獵的西戎為伍，可謂如魚得水。他們利用當地優質牧草“秦”（毛谷草），再輔之以鹽官池鹽（今禮縣鹽官鎮鹽井祠）飼養馬匹，不但馬匹快速繁息，而且膘肥體壯，秦人也因善養馬而為周王室所倚重。秦人和西戎墓葬中隨葬大量車馬乃至豪華車乘與車馬器，正是秦與西戎互相學習、取長補短而車馬技術高超的反映。池鹽還是秦人與西戎商貿交流的重要物資。西漢水流域多產黃金，秦公大墓大量金箔飾片和西戎墓葬大量黃金飾品既是秦人冶金技術高超的表現，也是經由西戎通過中西貿易相互交流互鑒的產物。秦與西戎和睦相處與互相交流學習，在秦文化生成中注入了畜牧文明的文化因子。上述秦人早期文化遺存包括春秋戰國時期的西戎墓葬文化遺存，其所展示的文明成就，并不亞于同期的關東諸國，而與傳統認為秦人、西戎在甘肅尚處于落后狀態大相徑庭。

　　秦人歸周西遷隴右后，它的興起和發展又始終與周王室息息相關。西周發達的禮樂文化和物質文明無疑對于求生存、致力于自身發展的秦人有巨大吸引力和感召力。非子為附庸，秦仲為大夫，莊公為西垂大夫和襄公獲封諸侯，秦人首領的每一次受封無不是接受和踐行周禮的文化洗禮。秦人也須按照周禮制度改造其固有的部族制度以適應發展和建立國家的需要。《毛詩序》云：“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這車馬禮樂既是秦人致力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標志，也是秦人吸收學習周禮樂文化的實際反映。無論是典章制度，包括文字、文學、藝術、建筑、農業和手工業等方面，秦人廣泛學習周人的制度文化和技術以壯大自己。這正是秦人在與西戎為伍中能夠快速崛起脫穎而出的優勢所在。例如傳世和發現的不其簋、秦公簋、秦公鼎、秦公鐘、秦子鎛等青銅器，無論鑄造技術還是器型、紋飾、文字，乃至器物組合與器用制度，具有明顯的“周式化”風格。當然，秦人對周文化的學習并非全盤照搬，食而不化，也非一味模仿，簡單移植，而是在學習中有所發展，吸納中有所揚棄，繼承中有所創新。

　　秦人立足甘肅大地優越的資源條件和人文環境，不僅擁有發達的畜牧業和食鹽生產、黃金開采與鑄造技術，而且西犬丘也成為秦人重要手工業中心，秦“西鹽”“西采金印”封泥和青銅兵器“西工”銘文等昭示秦國故都西縣曾長期是秦國金屬冶煉和鑄造基地。西縣又是秦人的一大祭祀中心，“有數十祠”，襄公建國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首開秦漢設五畤祭祀黃帝、白帝、青帝、炎帝和黑帝五方天帝的先河，并成為重要的國家祭典。秦人的宗教信仰還包括名山大川祭祀、祖先祭祀和各種雜祀，形成了以天神信仰和祖先信仰為核心，輔之以名山大川等自然崇拜和多神崇拜的信仰祭祀禮儀體系。在喪葬習俗上秦人墓葬在承襲商周遺風的同時，又具有屈肢葬、西首墓等特點，而秦人上層流行直肢葬，下層盛行屈肢葬葬儀，則是兼采商周和西戎葬俗的反映。《詩經·秦風》十首詩歌中，就有《車鄰》《駟驖》《小戎》《蒹葭》《終南》五首成詩于甘肅。這幾首詩多以描寫車馬田狩之事為主，而《小戎》一首則屬戰歌，這些詩歌正是秦人在隴原大地車馬射獵和習武教戰生活的生動反映，洋溢著勇毅尚武的英雄氣概。

　　不難看出，秦人根植于隴原大地而創造的秦文化，是在自身傳統基礎上，選擇性吸收周文化和西戎文化并加以融通的復合型文化，是統攝農耕與游牧兩大文明而創新升華的結晶。因而，這一文化具有開放兼容、功利進取、尚武強悍、質樸實用的鮮明特點。這一文化生成于秦人在隴右與西戎和睦相處、相互交流學習包括相互攻伐和與周人利益攸關而日益密切的交往過程中，多災多難、大起大落的早期經歷激發出秦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崛起強大的心理渴求，險惡的生存環境激勵出秦人百折不撓不斷進取改變命運的強烈愿望，與西戎曠日持久的攻伐交戰磨礪出秦人尚武勇猛艱苦奮斗的堅強意志。這種精神力量和意志品格賦予秦文化旺盛的生命活力，助推秦文化海納百川與時俱進而成為強勢文化，并成為融入秦人、秦文化血脈的精神基因。秦人之所以能夠歷經磨難從小到大、由弱到強，從失敗走向勝利，最終后來一統華夏，其奧秘正在于此。

　　綜上所述，秦人形成于甘肅，興起于甘肅，秦國建立于甘肅，秦文化生成于甘肅，甘肅是秦人、秦國、秦文化的發祥地。秦文化形成之際，也是甘肅地域文化生成之時。秦文化的優勢特點亦為古代隴人所傳承，這是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