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送學禮及其捐資助學義舉（下篇）

從武威教育類碑刻探析清代的送學禮及其捐資助學義舉，進而了解中國古代禮重人才、尊師重道的公益精神與公益傳統（下）

　　二、清代的主要助學內容和方式

　　送學禮名為“送學”，實際上它是地方官員為發展教育、發揮教化作用而舉行的一種禮儀，必然涉及到一個經費問題。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有養廉銀待遇，每年俸祿不到50兩銀子，生活極為貧困。因此，新生在入學之前需向學師繳納束脩等費用。

　　據乾隆《武威縣志·地理志》載：涼州府學教授歲俸45兩，訓導40兩，門斗（仆役）18兩；武威縣學教諭歲俸40兩，門斗18兩。

　　為了紓解學師收入微薄的困窘，減少新生入學壓力，各地士紳紛紛捐資捐產，建立公益基金組織，公舉管理首事，議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學師繳納印卷、束脩費，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興文社、字紙會、學田（祭田）、廟產收入等，并通過購置田產出租、修建房屋出租、將捐資等收入交商家營運生息等多種方式增加收入，每年可收銀數千兩。

　　許多府縣官員、駐軍首領帶頭捐資，并倡導鄉紳、大戶捐資，設置學田等增加收入。武威碑刻中所表現出的助學內容和方式主要有下列幾種。

　　1.鄉紳助學

　　《乾隆二十五年碑記》載，士庶張覲光偕三子，將地價銀160兩捐贈文昌宮，用于置辦產業及祭祀之用。張氏既是有產階層，也是書香門第，其子張朝相為國子監學生，張朝聘為生員，張朝會為業儒（正在謀取功名的學童）。張氏助銀，實為助學，也有祈求文昌帝君保佑其子孫飛黃騰達之意。

　　《大清張公碑記》載，張公先世為武威望族，先太公靜翁念及鄉人冥頑愚昧，教導鄉人除在鄉間耕作并自食其力外，還要讀書明理。張公兄弟四人繼承先太公遺志，帶頭施義塾學舍、田地，“共價銀貳百兩整”，惠及地方教育事業發展。

　　嘉慶年間，“武邑紳士陳琨、楊增思等，復念興文社甚禆士子……得銀共計三千兩……以廣歐陽之法”（《武威廣興文社碑記》）。此事在乾隆《武威縣志·人物志》“節義”條也有如是記載：進士楊增思，生員白之潞、楊培元等，倡導城鄉士庶，捐出三千余兩銀子，設立興文社，以利息收入為參加鄉試、會試的寒士提供路費。還有名宦、鄉賢、節義之士捐資設立字紙會、積善會，建立義學等助學的感人行為。這些實在是武威科舉史上的幸事，也是士子之福氣。

　　在清代、民國持續不斷的助學義舉中，名宦、鄉賢和地方紳衿、名士發揮了重要作用，涌現出孫詔、楊增思、劉述武、賈壇、唐發科等一大批助學模范，他們在捐資助學中的示范效應影響深遠。

　　2.生員助學

　　生員助學實際上也是鄉紳助學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不過民間成分更為突出，包含著生員家庭、家族和士庶這一龐大的社會群體。

　　乾隆年間，國學生宣升彪一家，“義施雜木渠暖泉壩自置田地捌石，價銀肆百叁拾伍兩……以備帝君圣誕之費，余作香燈資”（《文昌宮補修彩繪碑記》）。

　　嘉慶年間，“幸有生員汪雨霖、鄉耆黨作霖，于嘉慶四年，將公典金渠小二溝孟姓四地二石一斗，捐入會中；生員劉培榮于嘉慶九年，又將所典永渠石碑溝張姓田地五石七斗，接踵捐輸……會議生息，久遠為採拾字紙之貲”（《文昌宮敬惜字紙會碑記》）。

　　監生張漢輔，捐房二間，地三石五斗，為張義堡義學膏火（乾隆《武威縣志·人物志》）。

　　道光年間，“武威縣儒學生員李如林，將典質金渠……田地二石，用制錢二佰千文……于道光冬季捐入學校以作祭田。殊夤寺僧月峰姓劉，將典質黃渠……田地四石五斗，用制錢一佰四十千文……于道光十二年春季捐入學校以作祭田”（《蒼夫子神座祭田記》）。

　　3.官員助學

　　康熙初年，鎮番名士孟良允等“闔邑紳衿，各助俸捐資”（《重修學宮記》）。

　　乾隆中葉，武威知縣黎公“慨捐米俸七百余金”，并曉諭縉紳士庶捐資助學。這種“創典祭田”模式，將“為武威丕振文風”產生深遠影響，武威學界共同立碑，彰顯其為教育文化持續發展所做出的貢獻（《魁星閣創典祭田題名記》）。

　　乾隆年間，鎮番知縣王賜均倡建蘇山書院，募捐二千金，除建設費用外，以助生童膏火之需（《建置書院碑記》）；古浪縣令徐思靖“捐俸資、聘賢士，于土門建學，于大靖建學，于安遠、黑松建學”（《增建義學記》）。

　　嘉慶年間，鎮番學宮“以釋菜視禮之地，竟為沙磧蔓草之場……爰商同邑宰，會集闔學，公議重修。眾皆踴躍樂輸，共襄厥事”（《重修學宮記》）。

　　自明代正統年間徐晞等創建武威文廟以來，涼州府（衛、道）、武威縣官員及駐軍首領徐廷章、何廷圭、蘇銑、武廷適、何德新、張之浚、范仕佳、傅顯、阿炳安、乜（niè）承圣、鄭松齡、歐陽永裿、劉大懿、李如瑨、章攀桂、英啟等都有捐資修繕文廟、資助生員學費的碑刻記錄。

　　在官員助學的同時，一些官員的后代子孫也加入其中。康熙末年，武威名宦之后王隆照、范嘉年，主動捐資維修文廟名宦祠，同時，買田建房，將租金收入用于名宦祠的祭祀和資助貧困學子的燈火之費，“捐奉增田，積少成多，更可助寒儒燈火之費。以祭田之余為學田，使涼州從此有學田”（《始置名宦祠祭田碑記》）。

　　4.學產助學

　　祭田（學田）是文廟的組成部分，是學產的主要來源。立于乾隆十六年（1751）的《重修文廟祭田碑記》，比較詳細地敘述了文廟祭田的基本情況及其創立、沿革、管理、收益、祭祀等。另有名宦之后王隆照、范嘉年捐入的學田。除以上外，還有其它學產。這些學產，形成比較客觀的收入，加之管理者的善于運營和其他收入，基本上保證了正常的助學活動。

　　《城隍廟甬道學產執照碑記》載，涼州離省城西安、京城較遠，不菲的考試費用，成為士子們功名路上的攔路虎。入清以來，涼州歷任官員在創辦書院、建立學校、增加生員及解決士子考試資費方面做了許多努力。

　　乾隆年間，歐陽永裿任武威縣令和涼州知府期間，為解決鄉、會兩級考生的費用，倡議并首先捐資擴大城隍廟周圍地界，修建費用由闔城士紳及鄉民捐助，所建鋪面租金收入用于生員的考試費用，此項惠政大得人心。當時的涼莊道、涼州知府和武威縣兩任知縣都發給印照，作為時任官員的德政惠政，既強化了捐資助學的社會效應，也具有法律保護和道德示范的雙重作用；既鞭策官員，也警示世人。

　　《灣泉湖水租增入書院碑》記載了乾隆三年，為解決成章書院的經費問題，涼莊道阿炳安與涼州知府乜承圣，決定將城東北隅“久成曠地”的灣泉湖（今涼州區中壩鎮境內）一片土地，通過引水澆灌改造為良田，“增入書院”，將每年地塊的糧租收入，加上道署府署每年的捐俸銀兩，作為保證書院運轉的經費，反映出地方官員“育人才，儲國器”及振興文教事業的遠見卓識。

　　《城隍廟宮隙地及鋪面入租佐鄉會試碑記》載，乾隆九年（1744），武威縣令歐陽永裿念及貧寒學子參加鄉試、會試路費無著，將城隍廟空地修成鋪面數十間出租，以租金收入作為士子參加考試的路費。歷經半個多世紀之后，管理此事的諸位同仁謹遵歐陽公教誨，嚴格租金收益用途，發揮了很好的助學作用。嘉慶十七年，學校和經理人共同商定：繼續保證士子鄉、會兩試費用；結余部分用于祭祀之用；同時，將劉陛榮經營字紙會田租三年所得收入“大錢叁拾陸千文，以作鄉試卷價。”將以上商定內容由官員、鄉紳、儒學生員和管理人員等96人簽名，武威學界共同立碑見證。所列人員中有不少是涼州乃至隴上知名人士，如張澍、郭楷、潘挹奎、張兆亨（衡）、牛鑒等，他們對此的感激應當說是發自內心并銘刻于心的。

　　《建置書院碑記》載，乾隆四十八年，鎮番創建蘇山書院，知縣王賜均募捐二千金，“而邑人亦踴躍樂輸，其捐制錢二千串零五十千文，交商營運，每月一分五厘行息，月朔呈交。并設義田四處，得租麥九十六石五斗。”

　　5.基金助學

　　地方縉紳慷慨解囊，籌設公益基金，議定垂久章程，試圖盡其所能，解決士子赴省上京考試費用。

　　據嘉慶年間的《武威興文社當商營運生息碑記》《武威廣興文社碑記》記載，武威興文社，是為本邑士子籌措赴省上京考試費用而舉辦的民間機構，最初由武威知縣（后任涼州知府）歐陽永裿于乾隆五年（1740）倡導設立。后“武邑紳士陳琨、楊增思等，復念興文社甚禆士子……得銀共計三千兩……以廣歐陽之法。”自設立以來，武邑人士，輸材捐資，加上城隍廟房租收入，切實給武威士子帶來了許多實惠。但由于多種原因，后來一度停運。

　　“武威文風甲于秦隴，而寒士居多。”每逢鄉試、會試，總有士子因費用無著落而放棄應試。時任甘涼兵備道容海與天梯書院主講張玉溪（美如）、紳士楊增思等商議后恢復了興文社，專門為鄉、會試士子提供資金支持。由于他們的帶頭資助，合邑上下積極響應，籌銀三千兩，推舉社長管理。為使這批資金發揮可持續作用，經興文社成員合議，將本息3822兩銀子平均分配給信譽好的商號273家運轉生息。

　　興文社通過這種資本運營的方式增加收入，又將收入部分發給參加鄉、會試的士子，作為他們參加應試的費用保障。之后，知府劉大懿任職涼州期間，了解到租費及本郡士紳捐資早已入不敷出，于是動員督促城鄉紳矜士庶捐資助學，共得銀三千兩，推舉當地紳商輪流經營生息。此事初創不易，堅守更難；利之所存，必有弊患。為使歐陽公等有識之士振興武威教育的理想發揚光大，使這一善舉延續經遠而不半途而廢，特此勒石銘記，勉勵后輩。

　　《武威興文社當商營運生息碑記》《武威廣興文社碑記》簡述了武威文風之盛、士子奮志功名的情形，筆鋒一轉，“而風塵困頓者，殆不少矣。”于是一批有識之士，同心協力，善作善成，為武威教育文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積極的貢獻。兩篇碑文立意高遠，情真意切，立諸當代，期冀未來，讀之，令人敬仰，令人感佩，在今天仍然不失借鑒作用。

　　以上助學的內容和方式，其實也是助學收入的內容。各項收入的主要用途主要有三種。

　　第一是祭祀，即敬神、求神和祭拜祖先、神靈等。儒教的祭祀對象分為天神、人、鬼和地祇，文廟的祭祀對象還包括先賢、名宦、節義、忠孝等。祭祀是華夏禮典的一部分，是儒家禮儀中的主要內容，其禮節、祭品、祭器都有一定的規范。“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禮記·祭統》），是以事神致福。

　　第二是助學，包括生員學費、生活費補助，參加鄉試、會試路費補助，孤貧學童補助等。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助學舉措，解決了一大批學子在求學、赴考路上的困難，是清代武威“人文蔚起”的物質保證。

　　第三是維修學宮（大型的重建、修繕工程除外）。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的《蓮花山文昌閣重修碑記》，記載了闔學紳士撥付興文社公項銀用以重修“頹廢日久”的蓮花山文昌閣事宜，同時突出了邑人李本枝等捐銀、典地、納糧為蓮花山文昌閣貢獻祭祀、看廟之費的善舉，這對人們了解學產收入與支出事項有了一個基本的頭緒。

　　三、清代送學禮在當代的價值

　　科舉公益基金的勃興，是清代科舉社會異于此前歷代社會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教育公益文化發展的重要階段?？婆e公益基金，有些職能較為單一，是專為新生入學階段的考費、規費而設；有些則職能較為齊備，除資助學童相關費用外，還全面資助生員鄉試、舉人會試或優貢、拔貢朝考等一切與科舉考試有關的費用。興文社等科舉公益基金組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新生入學和考生赴考的壓力，提升了清代教育與考試起點的公平性。

　　時至今日，清代的送學禮早已不存，縉紳士庶自發興起且面廣量大的捐資助學也已罕見，但它對于今天的教育發展仍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首先，它是中國古代禮重人才傳統的集中體現。新生在正式入學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學禮過程中，他們被官員以禮相待，實現了由平民向紳士的轉變，正式踏上了科舉入仕的青云之路，向全社會傳遞著尊重知識、禮重人才的信息，從而提高了文化和文化人的社會地位。

　　其次，是中國古代尊師重道傳統的集中體現。在送學禮中，儒學教師被置于重要地位。一方面，教官具有與地方官員對等的社會地位；另一方面，新生父母親自帶領生童入學，要與生童一起拜謁教官，通過這一制度安排而形成禮儀養成。尊敬師長，在任何時代都是最基本的禮節，但必須要有儀式感去體現和體驗。英國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認為，儀式能夠在最深的層次揭示一個群體的價值，表達他們最為之感動的東西（《文史知識》2017.11期）。

　　再次，是中國古代公益精神與公益傳統的發揚光大。為了教官的師道尊嚴和新生的青云夢想，地方縉紳士庶慷慨解囊，籌設公益基金，議定垂久章程，試圖維護社會公平，這種代表中國公益精神的民族傳統應該得到尊重與褒揚，理應成為當代中國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

　　作者簡介 王其英 涼州文化學者。1982年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長期從事教育和黨政工作，曾任涼州區政府辦主任等職務，兼任《武威市志》總編。編著出版《武威金石錄》《西部明珠涼州》《可愛的涼州》《涼州歷史文化散論》《歷代詠涼詩選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數民族述要》（合著）等多部著作；參編、修訂、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獻資料20多部，在報刊發表文章數十篇。榮獲甘肅省地方史志先進工作者、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