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何時開始偏愛茱萸

　　我的家鄉沒有茱萸，不過在上小學前我就讀著“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名句，熟悉了“茱萸”這兩個字。后來知道它是一種了不起的植物，不僅能入藥祛病、制酒養身，古人還把它作為祭祀、佩飾、避邪之物，和菊花并舉風行于重陽節俗。

　　今又重陽，望著盛開的菊花，自然也想起茱萸，便在重陽詩詞里追尋它的影子。發現唐之前，描寫茱萸的詩很少，文獻的記載卻較早。早在《周禮·內則》中就有“三牲用樧”的記載。周代祭祀之制，是把牛羊豬“三牲”放在祭板上，將煎過的茱萸等八種美果放在祭盤中用于祭祀，可見那時人們就視茱萸為非凡之物了。說起茱萸的藥用作用，早在《神農本草經》《吳晉本草》等著作中，已有記載和贊美之詞。后來東漢“桓景帶一家人于九月初九戴茱萸囊、登高山躲過災難”的故事傳開后，這一情節被南朝文學家吳均在《續齊諧記》中記載過，茱萸又被當作辟邪驅鬼魅的護身符，被稱為“辟邪翁”，它和“長壽花”的菊，一花一果奪艷于重陽。南朝宋武帝劉裕在重陽節宴群僚于戲馬臺，更把茱萸當成犒賞全軍的獎品，有詩曰：“天門神武樹元勛，九日茱萸饗六軍”(儲光羲《登戲馬臺作》)。可見，茱萸在中國民俗中的地位與菊花相比并不遜色。既如此，茱萸在唐之前怎么沒能像菊花那樣燦爛于詩人的字里行間呢？

　　疑惑之時，就想起了翻閱余光中先生的文章《茱萸之謎》，見文中有云：“重九二花，菊與茱萸，菊花當然更出風頭，因為它和陶淵明淵源頗深，而茱萸，在屈原一斥之后，卻沒有詩人特別來捧場。”我想，屈原曾在《離騷》吟唱“椒專佞以慢幍兮，榝又欲充夫佩帷”的詩句，把榝(茱萸)斥之為惡草，許是與之影響有關吧。而到了唐朝，被屈原斥之為惡草的茱萸陡然變成了芬芳之物。此時的詩人都喜歡用茱萸作詩料，并從不同的角度表達自己的心境，一首首關于茱萸的好詩目不暇接。張說作《九日進茱萸山詩五首》，其中兩首提到茱萸：“刻作茱萸節，情生造化間”“菊酒攜山客，萸囊系牧童”。杜甫詠重九的十四首詩中也三次提到茱萸。唐朝詩人中關于茱萸的詩句數不勝數，從詩中也能看出，重陽節插茱萸之風，在唐代民間很普遍。用王維詩中的“遍插茱萸”四字蓋之，恰如其分。宋代以后，佩茱萸的習俗逐漸衰減，但從明代申時行《吳山登高》詩中的“九月九日風色嘉，吳山登高勝事夸。郡人齊出唱歌曲，滿頭都插茱萸花”，以及清代吳偉業的《丁亥之秋王煙客招予西田賞菊》中的“秔稻將登農夫喜，茱萸遍插故人憐”的詩句來看，茱萸之風在明清時期的一些地區依然盛行。

　　那么，古詩里說的“遍插茱萸”，是往哪里插呢？那遍插可不是什么地方都插，究竟在何處插？怎么插呢？這在唐詩里看得很清楚。朱放的“哪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權德輿的“他時頭似雪，還對插茱萸”，耿湋的“九日強游登藻井，發稀那敢插茱萸”等，由此可知唐朝插茱萸是插在頭上的，是插在發際之間。發際間哪里呢？再看盧綸的“睥睨三層連步障，茱萸一朵映華簪”。簪是古人用來綰定發髻或冠的長針，原來唐人是將茱萸插在發簪上的。白居易在《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詩中也說：“觥醆艷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清學者鄭珍注：“謂盤鬟如環”，即在頭上或額旁梳成的環形髻。王昌齡的“茱萸插鬢花宜春”、戴叔倫的“插鬢茱萸來未盡”、李白的“插鬢傷早白”等，都說明茱萸是插在頭上或額旁梳成的環形髻上的。

　　在唐之前，茱萸作為重陽節特有的辟邪飾品，更多的不是“插”在頭上，而是臂纏或是身戴。眾所周知，重陽節與茱萸的關系，最早見于《續齊楷記》里記載的一個傳說，那個傳說里的細節是將裝著茱萸的彩色布囊纏在臂上，登高山飲菊酒躲避災禍。可見茱萸“插”在頭上，是后來的事情，至于從何時起，無考，但見晉時周處的《風土記》中有語：“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頭上，辟除惡氣而御初寒。”綜觀古詩可見，“插茱萸”之風唐朝最盛。

　　茱萸主要分吳茱萸、山茱萸兩種，風俗里的茱萸又究竟是哪種呢？這在古詩里同樣能找到依據。早的有曹植《浮萍篇》：“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南朝江總《宛轉歌》：“菤葹摘心心不盡，茱萸折葉葉更芳”，五代徐鉉《茱萸詩》：“芳排紅結小，香透夾衣輕”等，這些詩句，均寫出了茱萸氣味芬芳的特點。吳茱萸果實成熟期散發明顯的香氣，正符合詩中描述，而山茱萸幾乎是無味的。尤其是司空曙在《秋園》詩中的描述：“強向衰叢見芳意，茱萸紅實似繁花”，更說明茱萸果實分瓣、熟似花開的又一明顯特點，這正像吳茱萸具有果瓣形狀，而山茱萸卻是單一核果。據詩所見，古人重陽節插的正是詩中所說的有芳香氣味的吳茱萸。

　　沿著茱萸的詩韻節律，步步深入，就嗅到了茱萸的酒香。從宋朝蘇舜欽的“欲言無上策，且復醉茱萸”里，可以感受痛飲茱萸酒的醉容；從唐朝白居易的“閑聽竹枝曲，淺酌茱萸杯”里，可以分享重陽小酌茱萸酒聽竹曲的那份愜意……最后，我的目光驚訝于唐朝張諤《九日宴》的詩句：“歸來得問茱萸女，今日登高醉幾人？”原來古代的重陽節，是如此醉人的節日呀！

　　盧恩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