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瑪才旦：寫小說是比拍電影更純粹的創作

　　萬瑪才旦：寫小說是比拍電影更純粹的創作

　　萬瑪才旦

　　  《故事只講了一半》，萬瑪才旦 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出版，59.00元

　　  電影創作和小說還是不一樣的，電影要考慮面對不同文化語境的觀眾時怎么能把故事講明白，但寫小說時我就沒有這么多顧慮，只要完成自己的表達就好。

　　  2005年，萬瑪才旦的首部長片《靜靜的嘛呢石》問世，這部電影先后贏得國內外多個（導演）獎項。此后至今，這位來自青海的藏族導演執導了《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以藏地為背景，反映當地人日常生活的影片，這些電影多由他自己編劇，文學性濃厚，極富少數民族特質和地域特色。而早于他步入影壇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末，萬瑪才旦已開始發表小說，先是用藏文，后來用漢語，創作了一系列聚焦藏族文化、講述藏地故事的小說，這些小說筆觸淳樸、詩意，情感真摯、得體，是國內少數民族題材文學作品中重要的收獲。

　　  在最近出版的小說集《故事只講了一半》中，萬瑪才旦繼續他熟悉的現實題材（除了《尸說新語：槍》這篇），十個短篇，講述著關乎情感、信仰、生死等永恒命題的故事，藉此塑造出若干生動、平靜、立體的人物形象。貫穿這些短篇的題材、寫法等共性之外，書中還是有些篇目顯示出不同，比如《特邀演員》《你的生活里有沒有背景音樂》《猜猜我在想什么》中的電影元素和鏡頭感，《尸說新語：槍》中的奇幻意味……這些小說創作于萬瑪才旦在電影拍攝之外的碎片時間，洋溢著與其電影作品異曲同工的從容節奏與人文氣息，并且有著超出影像之外的想象空間。

　　  接受本報記者視頻采訪時，萬瑪才旦正在青海。他說父母年事已高，近年來他的生活重心已從北京回到家鄉，某種意義上，這對他的寫作和電影項目亦有積極意義。他坦言電影工作占據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所以沒有太多整段的時間去寫大部頭。短篇小說是他目前精力能勝任的寫作體量，寫自己想寫的，拋開功利牽絆，他享受這種創作上的純粹。

　　  中華讀書報：這本小說集的名字“故事只講了一半”可以概括您的很多作品——那種不把故事結局說透，留些懸念的寫法。比如書中的《故事只講了一半》就是典型的開放式結尾，《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詩人之死》則在敘事中夾雜著另一重敘事。追求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或者戛然而止意味深長，在這兩種寫法中，您是否面臨著某種取舍？

　　  萬瑪才旦：是會有一些取舍。比如我在寫《切忠和她的兒子羅丹》時，敘事中又提到的另一個故事是民間非常普及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講述一個故事，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不然就只復述純粹的民間故事。《故事只講了一半》中提到的那個沒講完的故事，全貌我是知道的，但我覺得講到一半突然停下，可能更加有意思。我寫作的時候，除了考慮故事本身的主題，會更加關注講述的方法。對我來說，一部小說除了內容之外，形式也特別重要。我的一些電影也是如此，比如《塔洛》，為什么要用黑白影像？ 為什么要采用那樣的畫幅？《撞死一只羊》為什么要用四比三的畫幅？ 現實和回憶為什么要有色彩上的區別？ 這些都是我在電影表現形式上的探索。

　　  中華讀書報：一直以來，不管是小說還是電影，您的作品基本都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藏地題材，畢竟您是藏族，生長在青海藏區。這些作品中很多人物和故事都取材自真人真事，同時又有虛構成分，您如何平衡寫實和虛構的關系？

　　  萬瑪才旦：我寫小說是以虛構為主。這本小說集中很多小說是以第一人稱展開，可能讀者讀起來更有真實感、親歷感吧。故事是虛構的，細節、情感必須真實，需要調動我的生命體驗，這是我的一個寫作原則。在小說集前面我寫了一句話，“很多時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實，什么是虛構，它們的界限在哪里。我分不清。”大概我寫小說時就是這么一個狀態，雖然短篇小說篇幅不長，但寫著寫著我可能就投入到作品中了，那個小說中的“我”可能就是真實的我。這就像電影演員，一旦進入一個角色，入戲太深的話，等到電影拍完，很長一段時間也很難從自己塑造的角色里走出來。我覺得寫作也是這樣。

　　  中華讀書報：這是不是也意味著，你在創作一部小說，塑造一個人物的時候，雖然是旁觀者，但對人物的命運也還是有感同身受的心態？

　　  萬瑪才旦：要寫好一個人物，就必須要理解他，必須進入這個人物的世界，但也要對此保持比較客觀的態度和距離。你在作品中提出了問題，不一定要給出答案，呈現了那個狀態，不一定要很明確地體現自己的觀點。這些人物，也不會那么一清二白，就像“塔洛”那樣，一開始就是個很簡單的人，他的世界非黑即白，但是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他表現得沒那么簡單，是很立體的人，甚至是個多面體。我希望能夠在寫作中客觀地呈現人的復雜性。

　　  中華讀書報：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您就開始寫作了，也發表了不少作品，后來是什么契機讓您轉向電影了呢？

　　  萬瑪才旦：主要還是因為喜歡吧，我從小就喜歡電影，從小學、初中到中專、大學，從看露天電影到后來去影院。當然我也喜歡文學，在那個年代、那個環境里，相對而言文學夢想實現起來比較容易，但是拍電影，絕對是很難想象的事情。要去北京、去北京電影學院系統地學習電影，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基本是不可能。后來，我有個到北京實習的機會，就去北京電影學院看了一下。正好當時有個基金會的項目，資助藏區學生去讀書，特別是一些藏區比較缺乏的專業。我寫了一份申請，沒想到申請通過了，就進了北京電影學院，在文學系的編導班。這個機會是我后來成為導演拍電影的直接因素。讀書的時候試著拍短片，也沒想著要做導演。慢慢地，拍短片有了一些反響，也獲了獎，就有了把短片擴展成長片的機會，慢慢走上了電影之路。

　　  中華讀書報：是小說家也是導演，自己執導的電影基本自己編劇，您這樣的身份和狀態讓我在讀這本小說集時不免聯想，書中某個篇目是否適合改編成電影、在改編成電影時會做怎樣的調整？

　　  萬瑪才旦：其實我沒有那么復雜的功利心。寫小說對我來說要比拍電影更純粹，是單純的、可以一個人完成的創作，沒有那么多顧慮，實現表達的愿望就可以。所以我在寫作的時候不會去想這篇小說寫完了，將來是不是要改編成劇本、拍電影。而且，我覺得小說和電影的表達方式完全不同，把小說改編成劇本，是在做電影化處理。不過，談到文學和電影之間的影響，對我來說可能還是有的。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文學和電影之間有互相借鑒之處。

　　  中華讀書報：書中這些小說基本都是現實題材，反映藏地人們的日常生活、喜怒哀樂。但其中好幾個短篇都不乏超現實元素。比如《特邀演員》中，老人的前妻患病，兒子出家為僧后前妻的病就好了，比如您更早之前那篇《嘛呢石，靜靜地敲》中關于刻字老人托夢的情節。您出生在藏地，對這些日常中的魔幻元素有著更深切的理解吧？

　　  萬瑪才旦：藏族的神話故事特別多，譜系很廣，很多史書都有魔幻元素，我的小說中有這些內容，也是對藏族傳統文學的繼承吧。八十年代之后，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傳入中國，在西藏也有像扎西達娃這樣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稱之為魔幻現實主義，我在最初寫作時寫過類似風格的作品。相較于我的電影，我的小說中這種魔幻的、神話的、夸張的元素就比較多。但在我的電影《撞死了一只羊》《氣球》里有些超現實的、夢境的、潛意識的段落，這是跟我之前的小說創作一脈相承的。如果對我以前的小說不太了解，會覺得《撞死了一只羊》在風格上有很大轉變，其實那樣的東西很早就在我的小說中存在了。

　　  中華讀書報：這也意味著，雖然您的小說、電影，在情節和表現形式上乍一看并不難懂，但其中關于藏地生活的細節和信仰、民俗等方面的元素，是需要受眾有所準備才能領會的。

　　  萬瑪才旦：是的，如果只是停留在故事層面，我的小說和電影都不難理解。但要是深入理解這些內容，對藏文化、藏傳佛教有些基本了解就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方面的儲備，有些情節理解起來就稍微有點困難。電影創作和小說還是不一樣的，電影要考慮面對不同文化語境的觀眾時怎么能把故事講明白。如果在電影中要表現這方面的內容，我會停下來想想，怎么解決，做一些取舍。但寫小說時我就沒有這么多顧慮，只要完成自己的表達就好。

　　  中華讀書報：反過來看，從創作者角度，寫小說和拍電影帶給您的創作成就感或者愉悅程度，哪個更大一些？

　　  萬瑪才旦：單純從創作層面講，小說寫作帶給我的快感要更多，更純粹。拍電影帶來的興奮感更多是在寫劇本時就有了，等到拍攝、后期的階段就進入焦慮、疲憊的狀態。

　　  中華讀書報：據說很多中國導演特別是男性導演都有個武俠夢，會想要拍一部武俠片，您是否考慮過在藏地題材之外也拍拍其他類型的片子？

　　  萬瑪才旦：我希望嘗試不同類型的電影，就像您剛剛提到的武俠片是很多男導演的夢想一樣。我是有個西部片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拍出一部很好的西部片。這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 （記者 丁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