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中國人的心靈讀本”發行量反彈了……

　　《讀者》，“中國人的心靈讀本”發行量反彈了……

　　蘭州一家書店內擺放的《讀者》雜志。記者多蕾攝

　　如果有一本雜志，能把人一秒帶回舊時光，那一定是《讀者》。

　　40年前，在甘肅蘭州一間不到6平方米的小屋里，編輯部僅有的兩位“理科男”恐怕不會料到，他們創辦的雜志日后會成為萬千中國人在悠悠時光里點亮心靈的一盞暖燈。

　　“書荒”年代的二人編輯部

　　1981年4月，一本名叫《讀者文摘》（后更名為《讀者》）的雜志悄然問世。紅色的封面上，不施粉黛的女孩側身仰望，眼神里滿是向往。

　　向往，正是那個年代的背景音。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人們被壓抑許久的精神得以舒展，他們渴求知識、追求自由，他們更期盼著，改革的春風吹醒一個勃發的春天。

　　1980年秋，敏銳嗅到出版業改革開放的機遇后，甘肅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曹克己找到編輯胡亞權，希望他來辦本雜志。

　　“辦啥，你自己去想；人，你自己去找。”報人出身、被年輕人稱作“老曹”的曹克己說。

　　胡亞權找到了與自己經歷相近的鄭元緒。兩人都學理科，前者畢業于蘭州大學地理學專業，后者畢業于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后，兩人都被分配到甘肅西部戈壁灘中的農場鍛煉。后來，他們又輾轉來到甘肅人民出版社。

　　書店、書攤、圖書館……為了確定辦刊思路，兩人把有書的地方跑了個遍。他們發現，當時的人們如饑似渴地尋找知識，但是“書荒”嚴重。無法滿足求知欲的人們，被烏煙瘴氣的“地攤文學”所吸引。

　　“考慮到甘肅本地作者缺乏等因素，我們決定創辦一份品位較高的綜合性文摘雜志，并請讀者推薦稿件。依靠讀者，回饋讀者。”胡亞權回憶道。

　　兩個人的編輯部“開張”了。“博采中外，薈萃精華，啟迪思想，開闊眼界”的16字辦刊宗旨被確定下來。兩人到處搜羅文章，胡亞權還兼任美編。

　　刊名題字來自趙樸初先生。他在小學生作業本上扯下小小紙條，寫了橫版、豎版的《讀者文摘》，如今的《讀者》依然沿用這一題字。封面上的女孩是演員娜仁花，但并沒有標明她的名字。“當時選擇這個照片是覺得沒有脂粉氣、不造作，既莊重，又有活力。”胡亞權說。

　　第一期雜志，新風撲面而來。有嚴肅的《研究筆跡的巴爾扎克》，有溫情的《愛的語言》《原諒我吧，媽媽！》，有趣味十足的《植物也有感情》《旅鼠集體自殺》，還有《呼叫飛碟的人》《生男生女早知道》等探秘的“時代印痕”。

　　1981年4月，《讀者文摘》創刊號問世，共印了3萬份。

　　起初銷路不暢，新華書店訂購一部分后，還剩下一萬多份。“我們就把雜志分給出版社的同事們。晚上，編輯們就騎上自行車、馱著書，在蘭州南關十字等地出售。”胡亞權說。

　　很快，這本新穎、內容豐富、知識性強的雜志就獲得了市場認可。1981年底，《讀者文摘》的月發行量就達到了9萬份；1984年，印數突破100萬份。

　　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胡亞權說，除了質量高外，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走“群眾路線”。“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和讀者互動。我們歡迎讀者投稿，和讀者是平等的朋友關系。”

　　開門辦刊，讀者來信紛至沓來。編輯部一天最多能收到9麻袋信件，有推薦文章的、有寫讀后感的、有探討辦刊方向的……

　　一份當年的讀者來信這樣寫道：“讀你，是一種享受、一種擷取，細細咀嚼，用心品味。不知不覺中，你的墨香已經驅散了我的疲憊和煩惱。可以這樣說，如果桌上放著好幾種書刊，我要挑一種看首選必將是《讀者》。”

　　“改革開放造就了《讀者》。《讀者》代表了巨變社會中的這一代人、這一段歷史，是帶有某種編年史特征的。”胡亞權說。

　　鎏金歲月的閱讀記憶

　　多年以后，當數百人的階梯教室關掉燈光沉浸在黑暗中，黃謙輕輕扭亮一盞暖黃色的“小桔燈”為學生們朗誦《讀者》時，他常會想起40年來與《讀者》相伴的那些閱讀時光。

　　黃謙是一名來自江西的高校退休教師。40年前，20歲出頭、剛剛大學畢業的他初識《讀者文摘》，此后幾乎期期不落地購買。他甚至覺得訂閱“不太有感覺”，至今仍堅持去報亭購買。“現在每半個月去一次報亭，像是和朋友的定期約會，和報亭老板都成了老熟人。”

　　黃謙做過文學院院長、干過學報主編，卻對《讀者》如此長情。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愛好未免太“小兒科”了。可他卻說：“我是被《讀者》塑造的人。”

　　在他看來，社會不僅需要學術話語，更要傳播“健康的常識”。“《讀者》的珍貴之處就在于堅持，堅持向全國人民推薦健康、積極、溫暖的文章，充滿人文關懷。文章選擇不同，但情懷沒有變化。”

　　“如果把《讀者》看作一個人，她一定是充滿慈愛、微笑看著你的人。這樣的人，你難道不喜歡嗎？難道會喜歡一個滿是戾氣的人嗎？冷漠是社會的癌。”黃謙說。

　　2011年，在《讀者》創刊30周年之際，他在學校開了一門公選課《美文賞析》，《讀者》是唯一的教材。“小桔燈”點亮黑暗，外面的喧囂似乎一下子停住了，黃謙與同學們誦讀、欣賞，“回歸了讀書人應有的狀態”。

　　這門“被秒選”的公選課常常爆滿，甚至有市民驅車十多公里來旁聽。“有同學給我寫很長的信，說這堂課是大學期間最美好的回憶。”黃謙說。

　　2016年退休后，黃謙帶著這門課走向學校、工廠、軍營、農村，在南昌、深圳等13個城市舉辦了75場《讀者》分享會。“文化浸潤下，才能有大氣開放包容的大國氣度，才能真正有文化自信。”

　　青春、陪伴、溫暖，這也是宗曉龍的《讀者》記憶。30多年來，看《讀者》已經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讀者》讓少年時代的我有了看世界的廣闊角度。很多東西就像種子一樣深深埋下了，它慢慢發芽、抽枝散葉，至今仍滋養著我。”

　　宗曉龍說，上世紀80年代，信息渠道單一，對外國的了解很片面。《讀者文摘》刊登了很多外國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一碗清湯蕎麥面》講述了一個發生在日本的故事，看完感到非常溫暖。雖然國界有差別，但是人性是相通的。”

　　起初，父親為宗曉龍訂閱《讀者》是想讓她多讀書，她卻從中看到了親子關系相處的另一種方式。“我們這一代人和父母之間是缺少親密話語的。當時看《讀者》，發現外國人常說‘我愛你’，這讓人有點向往。后來自己有了孩子，就嘗試著用這種方式與孩子溝通。”

　　時至今日，對宗曉龍來說，《讀者》仍具有“神奇能力”：隨便抽出一本，就能沉浸在閱讀中，讓人陰霾一掃，安靜下來。每逢外地朋友來到蘭州，她都會帶著朋友們去黃河畔的讀者大道走走，告訴他們，“《讀者》就在這里”。

　　對更年輕的一代人來說，《讀者》是考試范文的模樣。

　　趙澤薇生于1999年。初中時，她的語文老師是一名“狂熱的《讀者》愛好者”。“每到閱讀課、作文課，老師就提著一個沉重的大塑料袋來班上，里面裝的全是《讀者》。課堂的主動權還給了學生，大家一起閱讀、探討。”

　　摘抄美文、學習寫作、愛上閱讀，《讀者》的影響映在趙澤薇身上。后來她考入西北師范大學，讀的是中文系。

　　今年，她到《讀者》實習，嘗試用新媒體手段讓這本已有40歲的雜志獲得更多年輕人的喜愛。

　　“同學知道我在《讀者》實習后，都會說，哇，你在《讀者》！”趙澤薇說。

　　變化中的《讀者》

　　有一段時間，《讀者》被窄化為“心靈雞湯”。傳媒方式的變革，也讓紙質雜志的路變得艱難。這個月發行量曾突破1000萬份的“中國人的心靈讀本”，還好嗎？

　　2006年，在甘肅人民出版社的基礎上，讀者出版集團成立。2015年，“讀者傳媒”上市，被稱為“國內期刊第一股”。轉型之路并非一帆風順，《讀者》的月發行量從2006年的頂點一路下滑，到2018年跌落至487萬份。

　　讀者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永升說，《讀者》誕生在改革開放背景下，那時書刊是“奢侈品”，只有少部分人能看到，提供優質內容就能成功。今天，各類信息豐富，只要人們愿意讀書就能讀書。

　　“這是進步，也是難點。解開難題的鑰匙，就在于不固守過去，隨時代而發展。在做好品牌維護的同時，搞好品牌開發。”劉永升說。

　　“40年來，《讀者》守正創新。不變的是對社會的觀照、對人的關注。她向善向美，給人以健康陽光的精神力量。”《讀者》雜志社副社長王祎說。

　　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人仍追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時，《讀者》就引入了“核心家庭”的理念。上世紀90年代，環境保護、素質教育被大量討論。21世紀后，《讀者》踐行公益，篩查救治貧困地區的弱視兒童，數千人受惠。

　　對《讀者》的讀者來說，這份雜志就像老友，是報攤上一眼就能辨識的封面，是風格獨具的版式與插畫，是字里行間流動的濃濃暖意。

　　人們也驚訝地發現，《讀者》不僅僅是一份雜志，眾多“隱藏技能”被開發出來。

　　在上海外灘的讀者書店，精美的過刊裝飾墻、幽微的“敦煌石窟”書籍走廊、裊裊縈繞的咖啡香，與靜心閱讀的人們一起，成為熱鬧街道上最別致的風景。獨特的氣質，也讓它成為熱播劇的取景地，引來眾多年輕人爭相“打卡”。

　　在蘭州，讀者小站成為“市民身邊的圖書館”。閱覽、講座、分享等活動，讓小站成為社區居民文化體驗的新場所，尤其吸引退休老人、“4點半”后的兒童。

　　在敦煌，讀者研學團隊帶著青少年領略大漠風光與人類奇觀，在“行走的課堂”中展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

　　鄉村、教室、加油站、銀行大廳……書香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彌漫。

　　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下，新的業務板塊被不斷創造，《讀者》品牌的活力被不斷激發。2019年起，讀者傳媒的營業收入、利潤逆勢上揚，雜志的發行量也回升至520萬冊。

　　“我們希望打造期刊界的‘百年老店’。在持續提供高質量內容、讓人們在閱讀中獲得正能量的同時，也創新形態，讓《讀者》成為一種場景，嵌入人們的生活，助力‘書香社會’建設。”劉永升說。（記者張玉潔、多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