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文城”，住著時代里的他們

　　理想的“文城”，住著時代里的他們

　　3月初，余華發表了《文城》。睽違八年，全新之作。

　　《文城》講了一個過去的故事，背景在民國。來自黃河以北的林祥福抱著剛出生的女兒，跨過黃河與長江來到溪鎮，他在尋找一個叫文城的地方，因為他消失的妻子來自那里。林祥福往南方走了很久，都沒有找到文城，他最終回到溪鎮，帶著女兒在這里生活。在溪鎮，他與這里的居民一起經歷了雪災、戰亂、土匪，有殘暴也有溫情，細致繾綣又蕩氣回腸。一群人的命運在時代的洪流里交織追逐，林祥福就這樣在溪鎮過完了一生。

　　這是一個關于“尋找”的故事，每個能夠在亂世里努力活下來的人，都懷揣著一個需要尋找的理想。對林祥福來說，紀小美是他來到溪鎮的執念，也是他在溪鎮生活下去的執念。這個生于北方長于北方的富家男人，有著最淳樸的善良，即使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他的身上仍然有著理想主義的光輝。雖然余華著筆墨描述了不少人物，但林祥福仍是那個“主角”，在《文城》的正文里，余華也大多是跟隨林祥福的經歷來描述那些風起云涌。

　　在溪鎮的居民眼里，林祥福是一個神秘的人，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承諾從黃河北來到長江南，在漂泊中安定。他在龍卷風中活下來，在雪災中叩開百家的門養活女兒，給村民修復門窗，自己開設小學堂。最終，這個來自北方的男人坦誠奔赴土匪之約，留下信件與遺囑，將自己的后半生交代在這里。也許有人會認為林祥福為了小美離開家鄉尋找了半生，為了顧益民沖動送了性命，只是個可憐的倒霉蛋，但也是他英雄的一面。戰亂的年代里，能夠活著已經很不容易，但偏偏有人選擇不離不棄，選擇反抗與廝殺，才有了那個時代的血性。

　　林祥福的理想主義與英雄主義，是《文城》所勾勒出的廣袤的時代畫卷中的一筆。從長滿小麥的北方田地，到長滿稻谷與番薯的萬畝蕩，在綿延不絕的空間里，生長著各式各樣的人們。除了林祥福，還有背負命運與不安的紀小美、正直的鄉賢顧益民、殘暴的土匪張一斧，這些角色在余華的筆下慢慢活過來，在書頁之間上演了一場場蕩氣回腸的皮影戲。

　　在那群理想主義鄉賢的身上，我們已經來到了那個氤氳著江南水汽的小鎮，那里的人可以為了士氣死，為了信念亡。也許到了最后，讀者也已經分不清這里到底是溪鎮還是文城。但“總會有一個地方叫文城”，總會有人守著信念過一生。

　　《文城》很細致，又很宏大。它的細致在于余華的著筆處都是小人物，以及他們的愛恨情仇。哪個少女愛上誰家少年，寫了三年未被查收的信；誰為了誰練洋槍、殺土匪；誰又以慷慨之姿接納北洋敗兵，護住一城百姓。這些原本已經被時代的滔滔洪流卷起的往事，又借著余華的筆浮現在讀者面前。而這也正是它的宏大之處——用不過寥寥數人的命運，點出時代深處的倉皇。

　　這當中，最讓人意難平的一段關系，發生在林祥福和紀小美之間。《文城》正文里講林祥福的“尋”與“等”，《文城（補）》里講紀小美的“離”與“苦”。一個是誠懇寬厚的北方男人，一個是兩度出現兩度離去的南方女子，但小美卻始終無法讓人怨恨。她是一個民國時代典型的窮苦人家的可憐女孩。因為家窮小小年紀就送去別人家做童養媳，戰戰兢兢生活在婆婆的陰影下，不敢愛不敢恨，就連留在北方與林祥福一起生活她都不敢，她的一生最勇敢的事情恐怕就是為林祥福生了一個女兒。

　　從被送到城里做了童養媳，到凍死在雪地里，小美始終是悲劇的。她的悲劇性，是百余年前眾多窮苦女人的縮影。她與林祥福的結局是不圓滿的，時隔十七年，小美才在西山的墓地，迎來了林祥福的木棺。這種不圓滿的悲劇性，才是最現實的。讓余華去寫皆大歡喜，恐怕他也不會愿意。

　　哪怕每個人都被命運捉弄，被厄運傷害，但他們仍然勇敢地活著，努力地活著。死在異鄉的男人，嫁了三次的妻子，雪夜談天的兄弟，長于百家的女兒，理想主義的背后是永遠到不了岸的理想，血淋淋的現實背后還有溫情。《文城》是殘忍的，也是溫柔的。

　　其實，就《文城》而言，有人覺得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過去了，再去寫民國時期的村鎮和鄉賢是無趣和無意義的。但，并不是所有文學作品都要為現實指點江山。當讀者在書本中穿梭，在文字間經歷另一種人生的時候，很多東西也就陡然有了意義。這可能就是我們依然需要余華和《文城》的原因。

　　這兩年，不少現當代作家發表新作。去年，閻連科的《她們》、莫言《晚熟的人》、遲子建《煙火漫卷》出版，今年余華的《文城》又與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幾乎同時付印出版。這是一場場讀者的狂歡，也是一段段作者的“尋找”。他們有人在尋找女性在時代里的沉浮，有人在尋找故鄉的魔幻與現實，有人在尋找愛究竟是什么。

　　那么，余華到底在尋找什么，時隔八年，他的這段“尋找”是否是有意義的？就見仁見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