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記憶中回歸故里

　　我們都在記憶中回歸故里

　　你離開得越久，越容易成為鄉鄰眼里的“外鄉人”，到了某一時刻，會像加繆的《局外人》一樣，疏遠、隔閡、不知所措。

　　幾乎沒有人猜到我的故鄉在哪里。他們總把我當成南方人，或者湖北人，因為我在武漢讀過7年書。嬌小柔弱大約不符合人們對西北人的想象。“褲帶面”和小時候父母單位過年發“半扇羊”，就成了我講述和炫耀的資本，它們是我對故鄉最為直接的記憶。

　　后來我發現，記憶是靠不住的。比如南小巷（xiang），父母一直都把它叫南小巷（hang），以至于我在語文考試中答錯了題，老爸還振振有詞：明明是hang 子嘛，啥時候變成了xiang？我對這條巷子的記憶就是小學校和斜對面有個“農民商店”，去外地讀書過年回來，瑟瑟發抖地擠坐在小店里的長板凳上，吃一碗涼皮，再有就是原本挺寬的巷子越來越窄，越來越亂，人車混雜，進去了很難出來，讓人不喜歡。

　　弟弟的記憶全然不是這樣，他對家門口的這條巷子充滿深情。盡管已經搬離多年，卻時不時要騎自行車，后來是開車回巷子里轉一圈，說那里多熱鬧，多有人氣，說哪個門面的羊肉泡饃、哪家的胡辣湯有多香，我在記憶里搜尋一圈，全然找不到它們的影子。

　　其實，每個人心里的故鄉是不一樣的，即便你們是兄弟，是鄉黨，對故土也會有不同的印象，有時，甚至截然相反。你離開得越久，越容易成為鄉鄰眼里的“外鄉人”，到了某一時刻，會像加繆的《局外人》一樣，疏遠、隔閡、不知所措。

　　賈平凹在《商州又錄》里說：“我寫了《商州初錄》……外邊的世界知道了商州，商州的人知道了自己，我心中就無限欣慰。但同時悔之《初錄》太是粗糙，有的地名太真，所寫不正之風的，易被讀者對號入座；有的字句太拙，所旨的以奇反正之意，又易被一些人誤解……”

　　除了相同的文字不同的人讀出不同的意味之外，商州人對故鄉的認知，恐怕也與作家多有差別。這種因不同而帶來的爭議，讓作家“又錄”了一次家鄉——也不盡如此，故鄉是賈平凹心里不盡的念想，它是“冬天的山，褪了紅，褪了綠，清清奇奇的瘦”；是“一個小妞兒剛剛從雞窩里取出新生的熱蛋，瞇了一只眼兒對著太陽耀”；是一只褐色的狐貍“一邊走著，一邊用尾巴掃著身后的腳印，悄沒聲地伏在一個雪堆上”；是“河對岸的一家人，門拉開的聲很脆，走出一個女兒，接著又牽出一頭毛驢走下來”……

　　這些寫不完的情致是真的故鄉嗎？也許未必，可它一定是作家記憶里的家園，縱然遠離，也不時回想。

　　我記得有一年，站在家的陽臺上，那時城里還沒那么多高樓，晴空碧日下，能看到遠處秦嶺的黛青山色。那疊嶂起伏的山的后面，是什么？世界仿佛一下子變得很大，而那時的我，都還不曾出過關中平原。

　　去山的那一邊，這個念想讓我急切地逃離。豈止我一個，有多少人或自覺或被迫地遠離故鄉？有人離開后滿心牽掛，有人逃離之后，就沒想再回去。可真正與故鄉形同陌路的，少之又少。就連曾經絕然與故鄉切斷關系者——比如法國社會學家迪迪埃·埃里蓬，最終也重返家鄉，以一本《回歸故里》，與故鄉和解。“或者更準確地說，與自己和解，與從前一直拒絕、抵制、否認的那部分自己和解。”

　　我能理解那種逃離，以一種斷然否定、羞于承認來斬斷和故鄉——它代表著曾經的過去、家庭背景、成長環境、自己所不喜歡的一切——的關聯，重新塑造一種自我身份，可逃離并不代表過去的一切不復存在。“我難道不是正通過另一種方式，接受我所排斥的自我身份的懲罰嗎？這身份一直在我體內存活著，它就是我身體的組成部分。那些我曾經試圖逃離的東西，仍然作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續著。”——迪迪埃反思。

　　當然，迪迪埃的逃離糾纏著各種復雜性，不僅僅是擺脫家庭，更有著社會壓迫、階級的對抗，性別身份的認同（他是同性戀），它們纏繞在一起，具象化為“故鄉”這樣一個概念。

　　故鄉，不僅僅是你出生的那個地方，還是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庭（族），你的階層。父親去世后，迪迪埃回到家鄉蘭斯。葬禮的第二天，他和母親翻看舊照片。“這是誰？”他問母親。“這是你父親，你不認識他啦？可能是你太久沒見他的緣故。”母親這樣解釋，可迪迪埃意識到，父親在去世前幾個月，甚至前幾年，就已不再是自己憎恨的那個父親了。而人們之所以執著于對他人的憎恨，原因之一，是因為憎恨一旦消失，痛苦就會襲來。對于迪迪埃而言，“與其說是痛苦，不如說是一種進行反省的迫切欲望，我不可抑制地想要回溯時光，試圖理解為什么對我來說，與父親之間的交流如此艱難，以至于我幾乎不認識他。”

　　迪迪埃想要逃離的，是社會強加于父親身上的那種他所排斥和厭惡的東西，是他曾經所處的階層，自己所立足的世界——他的故鄉。故鄉給予我們一個確定自我身份的坐標，你可能不喜歡它，奮力想把它抹去，可它自始至終，不管你愿意與否，都是你未來一切的起點，你的身上，永遠有著它的印記。

　　最初的、記憶中的那個故鄉其實是回不去的，就像你永遠無法真正逃離它一樣。在某一個時刻，你會突然想起它，甚至不用想。人流里，聽到說普通話的人夾雜個別鄉音，哪怕是一絲一縷，我都能敏感地辨別出來，心里陡然涌起一種親切感：哦，他是我的鄉黨。故鄉就這樣猝不及防地走到眼前。

　　“或許就在某一個黃昏，我突然回頭，看見了落向我家鄉的夕陽。”剛過30歲，辭去鄉農機管理員工作、孤身一人在烏魯木齊打工的劉亮程，看著太陽從城市上空落下去，落到了自己的家鄉。那些被他遺忘多年，讓他度過童年、少年、青年時光的小村莊，被他想了起來。“仿佛從一場睡夢中醒來，看見了另外一個世界，如此強大、飽滿、鮮活地存放在身邊，那是我曾經的家鄉，從記憶中回來了。”

　　于是，就寫了近十年，有了那一本反反復復被出版、被閱讀的《一個人的村莊》。

　　《回歸故里》中，迪迪埃引用了一位作家的話：拒絕回歸，便是拒絕自己、拒絕生命本身。劉亮程說：“我們都有一個土地上的家鄉和精神中的故鄉。當那個能夠找到名字、找到一條道路回去的地理意義上的家鄉遠去時，我們心中已經鑄就出一個不會改變的故鄉。而那個故鄉，便是我和這個世界的相互擁有。”（馮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