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光》：見自我見眾生見天地的生命書寫

　　《目光》：見自我見眾生見天地的生命書寫

　　手術中的陶勇 資料圖片

　　2020年1月，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眼科醫生陶勇遭遇惡性傷醫事件。經歷生活激變與生命頓挫的他，在以新的姿態重新出發時，與好友李潤共同推出隨筆集《目光》（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20年10月出版），討論人生、重審生命，從而讓人生變得更有意義。作者心向光明，通過思索生命意義、人性價值、職業信仰、生活信念的文字，為人生“賦義”，以真誠而有深度的生命沉思，化解突發性事件帶來的心靈沖擊，從職業使命感、責任感出發，將自我與社會相連，捧出心靈，呼喚良知與愛，召喚每個人尋回對生活的初心、對光明的憧憬、對信念的持守。

　　《目光》字里行間顯豁出一個光明的心靈世界。作品帶著生命的體溫，展現良知的道德光芒，提供了有價值的“反傷痕”書寫，反襯出面對世界“撒嬌”的“疼痛文學”的狹隘與膚淺。曾經的“傷痕文學”帶著強烈的責任感反思歷史，呼應社會、文化轉型中的重要命題，以理性的姿態省察個人命運，蘊含著深廣的社會意義和豐富的心理內容。而今天所謂擁抱“后現代”、去深度化的淺俗性流行寫作當中的“新傷痕”書寫，則是“嬌慣的心靈”以精神后撤的姿態，在大時代里營構無限放大自我的“小時代”，顧影自憐，渲染個人生活的不如意，反復咀嚼“精神剩余物”，呼疼喊痛。書寫者將個人與總體性的社會結構“脫嵌”，把“意義”流放到生命的廢墟，放棄對“精神高地”的攀登和對生命韌性的磨煉，用空洞的抒情、虛無的腔調來為個人犬儒主義的生活姿態張目。《目光》與這樣的寫作形成強烈的反差——不僅是文筆上的，更是寫作者自身的精神高度、生活態度上的。

　　自始至終陶勇沒有沉溺于創傷性事件之中，而是誠懇地對生命中關鍵性節點、啟示性片段進行回溯，重新探究其中的意義。正如哲人所言，“苦難是美德的機會”。特殊經歷給了美德現身的契機，也彰顯出將自我從生命的意外中超拔出來尋求超越之道的個體心靈質量，以及這種心靈境界與時代的進取精神相匹配的高度。

　　作者超越一時之遭際的進取姿態，在于面對生活的重擊不退縮，不因暫時性的生命處境、偶發性狀況而否定職業選擇的意義、恒久的人生價值，而是從生死場上走一遭的經歷當中，正視生命的短暫與脆弱，明確“向死而生”的意義。他堅信要從有限和短暫當中尋求無限和永恒，不是在人生終點處懸想一個最完滿的結果作為人生展開的前提，而是要把目的論化為“過程論”，珍惜生命，把人生意義的尋得和確證放在過程展開的每一個時刻去實現——“人在這世上走一遭，過程遠遠重于結果，而這個過程的意義就取決于自己的價值觀”。陶勇價值觀的核心是，人生正是在于對“意義”的追尋，對于“價值”的成就。實際上，古往今來的無數賢哲已經證明，探求“意義”的沖動是推動人生發展的強大的內驅性力量，而作者愿意以這樣的驅動力發動人生引擎，將自己的生命之河引向寬闊的境地。陶勇深信問道、聞道、求道、守道，可使我們的生命變得豐盈、寬厚。他在書中反復申明對于哲學的興趣：“站到哲學的高度，你就會找到解讀世界之符咒。”超越具體和有限，超越現象的碎片，在更高處去理解生命、看待醫學。

　　盡管作者未必在形而上之思的層面達到了最強的穿透力，然而這種努力是真誠的，并且也確實提升了生命的境界，這從《目光》的生命之思與抒情之詩中都能體會到這一點。隨筆集中每一章的后面都附有簡練、明曉的小詩，或呼應或強化正文內容，一同涂抹出斑斕、繽紛的心靈色彩，以抒情的筆調向世人表露出一個點亮心燈前行的人與世界遭遇時靈魂的回聲。從這回聲里可以再一次聽到陶勇的自白——關于人生的意義、關于生命與道的深刻關聯——生命不是在人與人的對立中顯示出獨特，而是因理解而兼容。“背著行囊/也要看遍烏云散盡后的美麗……生命是一場旅行/一路尋找價值和意義”。這意義就是從醫者認清“醫生所能帶給病人的希望，不只是解除病痛，還有在生死之間的一種期待”，他愿意用全部的生命時間和生命力量去托舉這種期待；這意義就是以“蒼生大醫”為最高的自我期許；這意義就是不放棄——“他們沒有放棄我，我焉能放棄他們”。作者堅定地在書中“明志”：“我的‘道’就是我的事業，我熱愛它，它也能帶給我愉悅和價值感。”他將人生的意義、醫學與自我的生命貫通起來，三者形成彼此支撐的三維坐標，從而奠定人的存在之基。

　　由于作者把生命的邏輯重音放在“意義”上，他就徹底地把那種將生命工具化，以物質的占有、享樂的獲得、巨利的牟取為生命尺度的價值觀驅逐到人生的“原野”之外。作者的目光如何注視，或者說他怎么去看，用什么依據、標尺去看，顯示出《目光》的價值。作者的目光并不在物質世界的聲色上流連，人，尤其是等待救治以重新擁抱生活的病人以及精神生活、精神形式的發展，才是他深深凝眸的所在。比起因物質而發起的有限游戲，他傾心于因精神而發起的無限游戲。無限游戲不是為了終結而開始的，恰恰是為了延續而展開的，它“持續帶給人一種使命感”。在陶勇看來，醫學正是這樣一場無限游戲。實際上，為醫學而奉獻的人生也是無限游戲的一部分，生命的意義在其中獲得無限延長的可能性，而人的精神也在對“無限”的投入中得到真正的擴充和發展，由此不斷接近“人類群星閃耀時”的高遠。作者的“目光”所蘊含的價值評判，擺脫了工具理性的思維鉗制和物質主義對人性的束縛，體現出開放的心靈對于價值的估量以及正念的力量。作者不以財富追求作為人生價值的體現，不將金錢與幸福畫上等號，發自內心地肯定從利他當中感受到的真切幸福——為病人捐款捐物令人有幸福感，為病人解除病苦亦是如此。他用個人的經歷和感悟昭示一種值得度過的生活。他在《目光》里提供的啟示不是由“空洞的理念”派生，他也無意于向讀者說教，他的“信”皆來自他的生活實感和生命經驗。因此，作者的評判和“所信”對于讀者來說就格外具有說服力。

　　《目光》所彰顯的進取的生命姿態，還在于作者“用心”看見，因而心生光明。作品用溫潤的情感浸潤理性平和的敘述，娓娓道來，情理皆入人心；文章不訴諸激切的傾訴呼喊，卻富有心理深度。《目光》里的目光實是多向度的“看見”。個體既見自我，也見眾生、見天地。作為醫生，陶勇以仁醫之愛看見病人的病苦，看見他們生的堅強和熱愛生命的勇氣。他專攻專業難度高的葡萄膜炎領域，希望以自己的努力為那1%的世界帶去光明，他恪守與醫學所定之約，一約既定，萬山難阻。他對小岳岳這樣病情復雜的病人不拋棄、不放棄，精心治療，為了1%的可能性竭盡全力。他為從小罹患眼部腫瘤的天賜及其父親同病魔搏斗的韌勁與達觀的生命態度所動容，他喜愛因白血病而導致嚴重眼病的小病人薇薇的陽光可愛。他為病人付出，也從病人那里收獲愛，更從他們那里得到最有力的生命啟迪。當陶勇一度成為病人的時候，他看見的那些人和他們的生命熱力化為他自身重建心靈的精神資源。于是，“看見”成為雙向的照見，目光點亮了人與我的心靈之光。注視他人與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與它的關系之中”，陶勇見病人、見眾生的目光建構了正向的對人我關系、醫患關系的認知。首先是信任，以人對人的生命“同情”建立信任。其次是將他人的生命存在、他們面對病癥的生活反應作為認識自我和反省自我的參照。或者說，因為“看見”，更著力省察自身，獲得對自我的深度認知，培養對于生活和生命的定力，以換位思考的方式理解大醫精誠的境界——如果醫生在治療的同時，盡可能地去關愛患者的心靈病苦的話，那么希望和愛就會離我們更近。

　　《目光》如同這樣一種目光，清澈、堅定。作者理性而不乏溫情地審視人與我之間的關系，把無窮的遠方等待光明希望的人們視為自我的使命，他深沉地反視自己的生命來路與命運，從生活的考驗里更加確定信仰與愛對于生命的意義，決定更加勇敢地面對世界寫下“活著”這首屬于醫者的生命之詩。（作者：葉李，系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