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最資深“錢迷”眼中的“錢鍾書”

　　王水照：最資深“錢迷”眼中的“錢鍾書”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王水照 著 中華書局2020年出版

　　今年11月21日是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中華書局推出學者王水照教授新著《錢鍾書的學術人生》，表達最真切的敬意與紀念。

　　王水照教授曾于中國社科院跟隨錢鍾書先生治學與工作多年，二人雖無師生之名，而有師生之實，始終保持密切的來往。王水照對錢鍾書的學術、生活有深入的了解，他在宋代文學領域取得的卓越成果，亦曾受錢鍾書啟發。王水照認為,錢鍾書手稿中尚有大量相關研究未及整理發表，實為學界之憾。而關于錢氏曾被誣告的經歷、學術究竟有無體系、錢鍾書與陳寅恪觀點碰撞等眾說紛紜的問題，亦以親身見聞，結合自己對學術的理解，給出了答案。

　　本文是該書責任編輯的編輯手記，講述了該書的出版經過，及其作為編者的感悟。

　　困難和收獲，都出乎意料 

　　在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日當天，一場“錢鍾書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座談會暨《錢鍾書的學術人生》新書發布會”在復旦大學召開。與會的有來自錢先生生前所在單位中國社科院的學者代表，有曾與錢鍾書先生交往密切的前輩學人，還有對“錢學”研究精湛的中青年學者。但在所有“錢迷”中，最資深的莫過于《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一書作者王水照先生。他是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1960年秋，王先生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春，調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長等。

　　座談會上，嘉賓之一的董乃斌教授回顧自己在社科院與錢先生、王先生朝夕相處的情景，感慨“水照是我們這代中文學者里最了解、最有資格寫錢先生的人”。劉永翔教授亦說：“王水照先生追隨錢先生38年之久，有他人無法企及的全面深入了解，本書（指《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的價值也在于此。”

　　傅杰教授則詳敘了自己閱讀《錢鍾書的學術人生》的兩點感受。他說：“一是王先生對錢先生太‘知其人’了。我想現在在世研究錢鍾書先生的人，大概沒有一個人的了解可以深入到王先生的程度，有這么多年非同尋常的師弟之誼。二是平實的態度與精細的研究結合在一起。王先生做古典文學研究非常精細，平時做事也很精細，錢先生就表揚過他的‘明通之識，縝密之學’，這兩點結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這本書的高度。”

　　傅杰教授的總結極為精準。自去年9月商定選題至今年11月見書，一年多來我與王先生頻繁往來打磨書稿，對這兩點體會尤其強烈。說實話，全書共20萬字，通常情況下本不需做這么久，但其間遇到了出乎意料的困難，卻也因此而有了出乎意料的收獲。且正因這困難與收獲，我深刻感受到王水照先生尊師重道的品格與大力弘揚“錢學”的心意，能夠見證這種師弟之誼和學術傳承，真是一種幸運。

　　新增兩篇萬字長文 

　　座談會上，有學者感慨，拿到書后“原本以為里面很多論文以前都是在期刊網下載讀過的，只需看看新文章就好了。結果開卷發現全書結構非常連貫，不由使我整體重讀了一遍”。如其所言，本書并非已有文章的簡單結集，而是將所有篇目打通，重新編排，不僅統一各方面體例，內容亦有增，有改，有刪。刪的工作主要由我負責，因單篇文章發表時，須照顧首尾周全，部分內容不得不反復出現，但作為書中的章節，前后有所呼應，便不必重復了。適當的刪減既可提升讀者的閱讀感受，也可節約篇幅，降低成本和定價。而增改的內容都由王水照先生以86歲高齡，克服疾病困擾，一字一句寫成。

　　全書的第一篇文章是《記憶的碎片——緬懷錢鍾書先生》，撰于1998年12月23日，錢鍾書先生去世后的第四天。此后，王先生又撰寫了《錢鍾書先生橫遭青蠅之玷》《“皮里陽秋”與“詩可以怨”》等文章，梳理錢先生生前經歷的一些重要事件，為他遭受的一些誤解乃至污蔑辯白，澄清事實；為紀念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他撰寫了《錢先生的兩篇審稿意見》，回憶錢先生當年對自己的指導與教益，探討其間透露的學術理念。在《錢鍾書手稿集》出版后，他更是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其間，非但在征得楊絳先生同意后即著手整理《容安館札記》中有關宋代文學的部分，還撰寫了《〈容安館札記〉與南宋詩歌發展觀》等多篇論文，或是通過手稿與正式出版著作相互印證，解答錢先生的宋詩觀等困擾學界許久的問題，或是歸納手稿集相關段落，闡發錢先生的學問精髓，更希望由此探索錢先生潛在的學術體系。此次成書，首先自然是將這些文章全部收集起來，并大致分類，歸為四輯。

　　但是王先生對此并不滿意，一直希望增補。2019年底到2020年初那段時間，他身體狀況欠佳，深受頭暈之苦，完全無法動筆，但待身體稍一好轉，便又坐在書桌前展開研究與寫作。一直到2020年7月，王先生增寫了數萬字內容。最醒目的是兩篇萬字長文：《自序：走進“錢學”——兼談錢鍾書與陳寅恪學術交集之意義》，1.2萬字，除了交代此次成書緣由外，更以強健的筆力和清晰的學術思辨，分析了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之間五個學術觀點的交集，并從這個角度切入探索錢先生的學術體系，指出“文學是‘人學’，必然與各個學科發生關聯，因而，單純地從文學到文學的研究路線是不足取的，必須同時進行交叉學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須堅持文學的本位……不能讓其他學科代替文學研究本身，這是貫穿錢鍾書先生全部著述的一個‘系統’”。這樣有力的文字一面世，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即如陳引馳教授所言：“這次新寫的序言談錢先生與陳寅恪先生學術觀念的關系，觸及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很了不起！”

　　另一篇《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1.3萬字，是王水照先生近年來反復研讀《容安館札記》的心得，此前未及成文，借這次成書的機緣，他“逼迫”自己寫了出來。要知道，王先生不用電腦，這幾萬字都是他一筆一畫寫出來的。

　　王先生在自序中說：“這次編集，除了文字的修訂外，我新寫了此篇《自序》《讀〈容安館札記〉拾零四則》及兩則附記。”這是擇要的說法，實際上還有不少散于全書各處的增補。零散的就不提了，這里介紹幾篇較長較重要的。

　　為《〈宋詩選注〉的一段榮辱升沉》增寫的附記，補充交代了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先生于1959年4月在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上發表為錢氏“平反”之書評的前因后果，詞學大家龍榆生在其中可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為《〈正氣歌〉所本與〈宋詩選注〉“錢氏手校增注本”》增寫的附記，進一步分析了錢先生不選《正氣歌》的原因，對照大力推崇《宋詩選注》一書的小川環樹卻對《正氣歌》“大選特選”，闡述自己這些年對此事的探究與理解。

　　《錢先生的兩篇審稿意見》一文中，原本只是分段引用了錢先生審稿意見中的話，此次則新增兩篇審稿意見全文，附在文后。順便提一句，對此王先生一直很猶豫，最后在我們再三勸說下，考慮到原文件系工作性質的公函，且是純粹的學術探討，才同意全文公開。其中一份審稿意見因當時用圓珠筆寫于薄紙上，年久漫漶，王先生怕我們認不清，特地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第14頁所附錢鍾書先生1984年12月信函，情況也與此類似。

　　日本早稻田大學內山精也教授是宋代文學研究領域卓有成就的學者。1988年，他到復旦大學進修，跟隨王水照先生學習宋代文學。此前，他在日本已與若干同道學人一起從事《宋詩選注》翻譯工作，到滬后就與王先生做了一次關于《宋詩選注》的對話。錢鍾書先生看到了這篇《對話》，在信中表示“獎借過量，益增慚悔”，這當然是他一貫的謙辭，但應該確是比較滿意的，所以同意內山精也到他家中拜訪，暢談許久，并留下了珍貴的合影，即此次收在書中的第219頁的照片。此事的前因后果，王先生原在《錢鍾書先生的閑談風度》一文開頭有過簡單介紹，此文發表時，自需一個冒子，既是引起全文，也是交代前情；但收進書中時，因全書均圍繞錢先生，故不再需要這個冒子了。我便建議王先生把這一段移作《對話》一文的附記，王先生采納了這個建議，但認為直接移過來不夠妥帖，遂在吸收原先文字的基礎上補寫附記，將事情交代得更全面。他的精細縝密，于此亦可見一斑。

　　一張張拍照傳校樣 

　　除了新增大量內容外，王水照先生逐字逐句審閱了全新編排過的書稿。本來每次書稿有進展，或是王先生有什么新材料要交代，都是我到學校或他的住處送、取；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各個小區封閉。春節前，我把一校樣送到了王先生住處，沒想到當王先生看完校樣時，我卻不能去取了。那怎么辦呢？起初試過電話溝通，但因修改得太多，這樣要講很久，還容易聽差記錯，并不可行。最后采取的辦法，是逐頁拍下來，再用微信發給我。86歲的王先生，雖然一向與時俱進，也早就有了微信，但說實話用得并不多，畢竟看手機傷眼，所以我一般也盡量把材料打印出來送去，減他負擔。但這時實在沒有辦法，逼得王先生使用微信的頻率大幅提升。一校樣比成書篇幅少一些，但也有200多頁，老先生硬是逐頁拍照后發送給我。

　　王先生那段時間身體仍然虛弱，卻還是堅持一頁一頁看完全部校樣：從小標題的修改，到出處的校正，乃至一個字或一個標點，都一絲不茍地批注在稿面。整本校樣看完，對我來說仿佛是上了一堂精彩的學術寫作課。

　　其中有一頁校樣，令我尤感觸動。王先生有許多材料留在舊居，他一直想找，但因為疫情無法回去。在校樣處理到相關問題時，他批注道：這個材料須回舊居找，然后情不自禁地大嘆一句：“快點解除隔離吧！”王先生性情是極溫和的，我自讀書時認識王先生，20年來似乎從未見他著急慌忙，總是那樣淡定，不疾不徐；但看著這行字，我好像見到了王先生苦惱煩悶的樣子，他對這本關于錢先生的書稿的重視，在這不經意的字里行間亦展露無遺。

　　親身示范“弟子服其勞” 

　　王水照先生自1960年從北京大學畢業，進入中國社科院（當時稱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即跟隨錢鍾書先生治學與工作，一直到1978年他調至復旦大學，18年間始終親承謦欬；而自1978年至1998年錢先生去世，20年間他們也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系。書里有一封楊絳先生寫給王先生的信件，對他為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寫的文章表示肯定，還回憶了當年生活的情景：“我還記得我們那間陋室，你曾為我們纏上一條鉛絲。鉛絲始終‘直如弦’，整棟七號樓已無跡可尋矣。”當年錢、楊二先生住在一間小宿舍，王水照先生住在兼做倉庫的門房，距離非常近。除了在屋內拉一根鉛絲用來晾衣服、毛巾，他還為錢先生的臺燈換過功率較大的燈泡。因書桌前的窗戶朝北，光線不足，燈亮一些，錢先生才好讀書，不至于傷眼。

　　另一封信中，楊絳先生問：“‘燒飯人’還記得我嗎？”這個“燒飯人”是誰，引起了大家強烈的興趣。答案是：王先生的公子。當時王先生尚年輕，公子更是只有幾歲，在社科院里自己玩，遇到了楊絳先生。難得碰到一個說上海話的小朋友，楊先生非常喜歡，就與他聊起來。小朋友叫她“阿姨”，楊先生說：“你應該叫我阿婆。”“為什么？”“你去問你爸爸就知道了。”王先生的回答是：“因為她是我的老師，所以你要叫阿婆呀。”楊先生聽到后笑說：“我不是你的老師，錢鍾書才是。”這句話被王先生視作一種認可，一直記在心里。當時楊先生還問小朋友你以后要做什么，答曰“要燒飯”，逗得楊先生大笑，后來每與王先生通信，末尾總要問一句“燒飯人”如何了。

　　這次的書中，最遺憾的是沒有一張王水照先生跟錢先生的合影。對此我再三問過王先生，為什么別人都有，您反而沒有呢？王先生說：“你不知道，我那個時候見到錢先生，都是畢恭畢敬的，哪敢提什么要求！你看到廣宏當年在章先生跟前的樣子，就知道我的樣子了。”外子陳廣宏是章培恒教授弟子，所以王先生這么跟我說，我便完全明白了。另外，在那個時代，照相機是稀罕物，拍照遠不如現在這樣方便，別說合影，那些年的單人照，王先生都幾乎沒有。還有一個原因他沒有講，但我想還在于日常天天見面的人，往往想不到特意去拍照；反而是難得見面、特地相約的，才會專門準備相機合影。就像內山教授去拜訪錢先生，一方面是當時他在日本比較容易獲得相機，一方面是專程拜訪，知道機會難得，所以才留下了這次收在書中的珍貴照片。

　　《錢鍾書的學術人生》中關于“錢學”的探討，已經受到許多關注。王水照先生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泰斗，以他的學術功力，去分析、探究錢先生的學術思想，自然與他人不同。對此相信今后會有更多專業學者討論。而我在這次出書過程中，深切感受到王門弟子對老師的滿腔熱情。侯體健教授作為王先生的助手，從選題、分輯到搜集文章，均深度參與，后來新增的兩篇萬字長文，都是王先生手寫后，由他輸入電腦并校對的；書后附錄的“本書所涉與錢鍾書先生相關文獻”，則是由他的太太劉曉旭整理的初稿。盧康華博士是西泠印社社員，藝術功力深厚，書中所有涉及《錢鍾書手稿集》的引文，都由他校對一至二過。錢先生的手稿集是公認的難讀，不僅多為草書蠅頭小字，而且從天頭到地腳密密麻麻，或橫或豎，或忽然一根細若游絲的線條指引到旁邊插入。我復校引文時，常常半日只能找到一條，眼睛卻看到刺痛流淚了。如果沒有盧博士的校核，真不知該怎么辦。書中錢先生信函和兩篇審稿意見的釋文，都是盧博士做的，他還取錢先生“書癖鉆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之句，篆刻了“書癖詩情”印章一方，作為錢先生110周年誕辰的紀念。另外，王先生門下還有許多學生參與了書稿校對和紀念會籌辦的工作，正如王先生自序最后所云，他們都有“弟子服其勞”的精神。我想，這跟王先生對自己的老師始終敬重、以弘揚老師的學術為己任有關，言傳身教，給他自己的學生做了最好的示范。（郭時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