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到“我們”：公共性哲學的當代闡釋

　　從“我”到“我們”：公共性哲學的當代闡釋

　　由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郭湛等著的《公共性哲學——人的共同體的發展》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不久前正式出版。這是郭湛繼2002年出版《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之后，時隔近20年出版的又一本深度思考人的存在與發展的哲學著作。該書無論是內容闡釋還是邏輯展開，無不展示出作者獨特的學人風格與學術氣質。而作者在該書中所細致闡發的公共性哲學理念更是讓人讀后頓覺耳目一新，受益匪淺。

　　前瞻性的公共性哲學理念

　　縱觀古今中外，哲學論域似乎形成了一種共識：“潛在—自在—自為”的演變邏輯。它不僅存在于個體的生命成長歷程，而且也展現為社會發展的歷史。又因為地域或國度的文化差異，催生出對如上必然規律的不同表達。孔子用“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來直觀呈現；而老子則以“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來隱喻，不一而足。表達方式的殊異卻難以掩蓋內在價值理念的殊途同歸：無論個體的生命成長或是人類社會的進化演繹，都在闡述“潛在—自在—自為”的“正—反—合”規律。“自然樣態（潛在）—現實樣態（自在）—充分樣態（自為）”的“正—反—合”，正是公共性生成規律的必然性揭示，即要“合”于自為的公共性。

　　在書中，作者所闡發的“公共性”，是融“倫理—道德”為一體的公共價值理念。誠如作者在第一章“哲學對公共活動領域的關注”中所言：“如果所謂回歸生活世界僅僅意味著回歸私人生活，即私人活動領域，不再關心公共活動領域，那么，這種回歸實際上是對生活世界更為嚴重的疏離。”這也正是作者在書中極力倡導公共價值理念的原因所在。只有在公共的倫理關系中，在共同體的發展理念中，人才可以反觀其自身，才能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公—共—公共”的多維闡釋

　　對公、共、公共等概念的微觀梳理，是當前公共性哲學研究必須予以回應的問題，有必要立足文字的倫理學解釋。其中，“公”意味著“背私”，反映出原初的人們對公平、公正的價值欲求，是人們對倫理之公的主觀性投射。而“共”的文字本義則是“托舉”，象征人們“一起”托舉“公認的神物”。比較來看，不同于“公”的價值訴求，“共”更多地內蘊現象的呈現，是對“公”的外化表達，具備外在的客觀性。可見，無論是主觀的“公”，還是客觀的“共”，都在演繹相同的哲學主題：同一性。區別在于：“公”多指精神訴求，“共”則是外在呈現。由此，“公共”則意味著基于公、共的精神與現象演繹，訴求于倫理普遍性。

　　公共性內蘊演化的如上進路，以不同方式呈現在本書的各章節中。如第三章“人文世界的公共性及其闡釋”中聚焦“共”的歷史與當代；第五章“哲學從主體性到公共性的走向”從七種不同的維度展示“公”與“共”精神現象形態；第六章“公共性的樣態與內涵”基于六個不同的維度闡釋社會之“公”與“共”。對公、共、公共闡釋的多維化是本書一大特色，在色彩斑斕之“共”的現象呈現的同時，作者以價值之“公”的精神主線作為牽引，串聯起各章節思想的一串串珍珠。正如書中所說：“人們的公共精神的增強對于社會公共性建設的影響是深遠的。”身處共在而無法自我察覺，是人作為“單一物”的局限性所在。唯有跳出共在，反觀自我，人才得以自由而全面發展。正是對公共樣態呈現的“多中有一”，使作者能夠超越“共”的多樣性而始終堅守了“公”的唯一性，凸顯出作者對公共性哲學問題的深刻把握。

　　公共存在與公共意識

　　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物質與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彼此作用，構成相互生成的價值生態。社會公共領域的物質與意識關系，主要呈現為公共存在與公共意識間的辯證關系。公共存在決定公共意識，公共意識反映并反作用于公共存在，二者彼此制約，相輔相成。

　　公共存在決定公共意識，公共意識反映并反作用于公共存在是本書主線，這一哲學立場在書中隨處可見。如第七章“人們的公共存在與公共意識”、第八章“作為公共意識的哲學社會科學”、第十章“公共意識對公共存在的維護與建構”、第十一章“階級性與公共性：《共產黨宣言》的雙重意蘊”以及第十六章“文明復興：當代中國問題核心”等。從公共存在而不是從公共意識出發的唯物史觀立場，始終是作者所強調的核心理念。

　　作者在關注到公共存在對公共意識的前提意義的同時，也重視公共意識對公共存在的反作用。作者指出：“對社會公共問題的關注并不限于反映公共存在，而更在于通過相關的追問、反思和探討，尋求改進現實公共存在的途徑。”面對中國社會現實問題，作者顯然超越了學界對存在或者思維的某種偏激認知，倡導“公共存在—公共意識”的生態互構理念，力求在動態平衡中把握二者關系。

　　“我”與“我們”：從主體性到公共性

　　黑格爾有言：“成為一個人并尊敬他人為人。”“成為一個人”的“個人”內在的倫理普遍性或公共性意味不言自明：一個人要成為“真正的人”，必須以“尊敬他人為人”作為前提，即“真實的個人”是要與他者和諧共生的個人。作者強調：“人類越來越成為一個依賴其公共性而存在和發展的命運共同體。”這就是說，人類個體只有在共同體中才能獲得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個體”之“我”只是原子式的“教化”，必須訴求于“我們”，才能獲得真實的自由與發展。可見，從主體性走向公共性，既是個體成長的生命法則，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乃至未來宇宙生存的核心理念。

　　從“我”走向“我們”，這個主題貫穿于《公共性哲學——人的共同體的發展》一書始終，尤其體現為作者一再強調的公共主義價值觀。郭湛將研究領域從《主體性哲學——人的存在及其意義》拓展到《公共性哲學——人的共同體的發展》，無疑是一項浩大的學術工程。這不只是在用文字闡釋一個哲學理念，而且是在用哲學闡釋人的社會生命存在和發展的規律。誠如他在本書“后記”中深情闡述的那樣：“在人生中，我們都有各自的主體性，也有各種共同體的公共性。這是我們共同建構的我們借以安身立命的人文世界。”當然這是學術的境界，但也更是人生的境界。（卞桂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