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青難寫是精神——記黨史上的兩位紅色出版家

　　汗青難寫是精神——記黨史上的兩位紅色出版家

　　張人亞

　　王辛民

　　蓋有張人亞藏書章的圖書。 資料圖片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出版史上，有兩位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張人亞和王辛民。他們一南一北，為30年代黨的出版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而且他們還不約而同地為黨做了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事情，為后來黨的出版工作者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張人亞，寧波鎮海人。他生于1898年，原名靜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青年團（時稱“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隨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黨組織安排張人亞到商務印書館和工人組織的同孚消費合作社工作。大革命失敗后，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后輾轉到安徽，擔任中共蕪湖中心縣委書記。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擔任中央執委的何叔衡想到了張人亞。1931年12月，張人亞進入瑞金中央蘇區，從事出版工作。1932年年初，張人亞代理印刷局局長。為創辦蘇區中央印刷廠，他設法從上海商務印書館動員了30名職工化裝進入蘇區，作為中央印刷廠的骨干。1932年6月，張人亞接任出版局局長，兼總發行部部長，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長。在張人亞的領導下，蘇區出版事業充滿生機。毛澤東曾在大會上，對蘇區的出版事業促進群眾文化運動迅速發展做過高度評價。1932年12月23日，張人亞由瑞金前往長汀檢查工作時，因勞累過度，途中患病搶救不及病逝，時年僅35歲。1933年1月7日的《紅色中華》第46期上專門刊發了《追悼張人亞同志》的訃告。

　　張人亞對黨的出版事業的貢獻不僅于此。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的一個冬天的傍晚，張人亞突然回到寧波鎮海霞浦老家，要其父把他帶回家的一大箱書刊和黨內文件秘密藏好，交代完具體辦法后他當即離開了家鄉。

　　張父依照張人亞的囑咐，對外宣稱張人亞已經病故，并在附近的長山崗偽造了一個張人亞衣冠冢，然后悄悄地將這箱書刊文件包裝好藏匿在墓石之下。后來張人亞在瑞金去世后，其父并不知情。新中國成立后，在久等張人亞不歸的情況下，張父把當年張人亞留下的這箱文件書報從地下挖出來上交給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視，特在每一本張人亞保存的這批圖書文獻的每一本書的封面上，都加蓋了一枚長方形的圖章，上寫“張靜泉‘人亞’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書報”。

　　這批珍貴文獻包括《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等大會文件單行本，建黨前后出版的第一個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共產黨》月刊，還有《俄國共產黨黨綱》《第三國際議案及宣言》等一批早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這些圖書文獻目前完好地保存在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幾成孤本，成為我們今天研究建黨初期的重要文獻。

　　比張人亞小10多歲的王辛民，1909年生于河北省獲鹿，又名王禹夫，筆名辛墾。他1929年入黨并參加革命，后在保定、北京負責組織“新生社”“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濟會”“社會科學家聯盟”，擔任宣傳工作。王辛民在革命互濟會工作期間認識了保定協生印書局的老板張培植，和他成了朋友。1931年秋，為了在北方加大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政策，中共保屬特委派王辛民負責出版革命書籍。

　　在當時的艱苦條件下，王辛民主要是利用協生印書局翻印黨的早期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漢口書店、華興書局、啟陽書店出版過的書籍。王辛民后來回憶說：“由于1921—1922年的人民出版社對讀者是很有影響的，而且有些北方的青年們對新生讀書社是熟悉的，于是，就確定了：出版為人民出版社，發行為新生書社……”因為黨的這個出版機構主要輻射北方幾省，所以出版史上稱之為“北方人民出版社”。王辛民還回憶說：“本社的出版品，絕大部分是將黨以前的出版機構，如：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書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和華興書局、啟陽書店（春耕書店）、無產階級書店等等優良出版物，加以重新校訂排印，此外，也編審出版了一些新的書稿。”1932年7月，反動政府鎮壓保定師范學潮，保定發生大慘案，王辛民被通緝。北方人民出版社從此停辦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王辛民領導的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六十種革命圖書，使黨出版的革命圖書在北方廣泛傳播。更為重要的是，出于對黨高度負責的態度，王辛民把自己經手過的這批圖書的樣本悄悄地珍藏了起來。經歷了10多年戰火紛飛的歲月，這批珍貴的圖書在他手中完好地保存著。

　　新中國成立后，王辛民長期在中央編譯局工作。1966年病逝于北京。1998年4月28日，王辛民的親屬將其畢生收藏的革命圖書資料共計2萬余冊全部捐贈給了原中央編譯局圖書館。這批珍貴的圖書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在從事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期間收集的早期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漢口書店、啟陽書店、華興書局的出版物，其中早期人民出版社的圖書與張人亞保存的這時期的圖書高度一致。目前這批圖書資料就靜靜地存放在原中央編譯局圖書館里，在每一本書的封面上，也同樣加蓋著一枚獨特的字母印章。

　　今天，這兩位黨的早期出版工作者保存的這批珍貴圖書，已經成為我們研究黨的早期出版史的重要資料。從這批圖書資料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早期黨的各個出版機構——人民出版社、新青年社、平民書社、中國青年社、上海書店和華興書局、啟陽書店（春耕書店）、無產階級書店、北方人民出版社之間存在著清晰的承襲關系。而且，在當時極其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他們身上表現出的對黨的出版事業自覺的、高度負責的優秀品質，其傳統的精神和實質，是連續的、一貫的，已經成為黨的出版事業的寶貴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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