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排“代理人”收受保管賄款如何認定犯罪形態

　　實踐中，有的國家工作人員為了規避被查處，安排“代理人”出面參與協商、收受、保管賄款，且案發時行賄人尚有部分賄款未支付給“代理人”，此種情形下如何認定犯罪形態和數額？筆者通過一起案例進行分析。

　　黃某，A市某高新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王某，A市某勞務公司（民營企業）法定代表人，與黃某關系密切。李某，A市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民營企業）法定代表人，與王某熟識。李某多次聽王某提及其與黃某關系要好，在外以叔侄相稱，工程上有需要幫忙的可以找他。2018年下半年，李某為承接高新區工程項目，多次請托王某找黃某幫忙，并承諾按照工程結算價的4%給其好處費。王某隨即出面請托黃某為李某介紹工程，并告知李某給予好處費的承諾，黃某表示同意，二人商定事成后平分好處費。后黃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幫助李某順利承接某大型工程。2020年初，李某承接的工程建設完工，經審計，該工程實際結算價共計5902萬元。

　　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李某為表示感謝，與王某約定按照工程結算價的4%（即236.08萬元）給予好處費。后李某以支付勞務費等名義向王某支付好處費共計179萬元。黃某從中分得90萬元，且與王某約定該90萬元由王某代為保管，黃某根據需要隨取隨用。截至案發，該90萬元一直由王某持有，黃某并未使用。后因工程項目款未及時撥付導致李某資金周轉困難，李某未能繼續支付好處費，王某在黃某的安排下多次催要，但截至案發，剩余的57.08萬元李某仍未能支付。

　　本案中，對于如何認定黃某和王某的行為性質，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王某作為與國家工作人員黃某關系密切的人，通過黃某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李某謀取不正當利益，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既遂數額為179萬元。黃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受賄數額為90萬元，因該90萬元由王某持有，故黃某屬于犯罪未遂。對于李某尚未支付的57.08萬元，因系客觀原因致其資金周轉困難，截至案發未支付給受賄人，應認定為犯罪未遂數額。第二種觀點認為，黃某和王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受賄數額為236.08萬元，其中179萬元為既遂，57.08萬元系未遂。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

　　首先，黃某與王某構成受賄罪共犯。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非國家工作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伙同受賄的，應當以受賄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責任。非國家工作人員是否構成受賄罪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據此規定，在非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工作人員有通謀的情況下，通過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利益，非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罪共犯而非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本案中，黃某對王某收受財物主觀上明知，雙方對通過權錢交易均分賄款達成共識，且實施了利用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客觀行為，應當認定二人構成共同受賄犯罪。

　　其次，關于共同受賄的既未遂認定。黃某將90萬元交由王某代持的行為構成受賄既遂。受賄犯罪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應當以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實際支配、控制財物作為判斷既未遂的標準。根據受賄罪共同犯罪原理，一人既遂，全部既遂，共同受賄中，無需每名行為人都親自占有財物才構成既遂。因此，在共同受賄犯罪中，以受賄人實現對收受財物的控制作為受賄既遂的標準，在受賄人（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接收和持有行賄人交付的財物后，即可認為受賄人實際控制了財物，受賄人構成犯罪既遂。本案中，黃某與王某構成共同受賄犯罪，其通過王某實現對賄款的接受、占有，應當對李某所送全部賄款承擔刑事責任，且當王某收到179萬元賄款時，黃某和王某的受賄犯罪就構成既遂。黃某安排王某保管90萬元，表面上看其本人沒有占有賄款，但此行為本質上屬于黃某在受賄既遂后對賄款的處置，不影響認定其構成既遂。

　　最后，關于約定型受賄的犯罪形態認定。本案系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利，約定收受財物，但至案發并未收到全部約定賄款的情形。對此，需要判斷黃某和王某約定收受但實際沒有收到57.08萬元屬于何種犯罪形態。刑法理論中，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的區別在于是否著手實行犯罪，具體到受賄犯罪中，對于犯罪預備與犯罪未遂的認定，應以受賄人是否著手收受財物來判斷。本案中，受賄人黃某和王某與行賄人李某已就收送236.08萬元好處費達成明確合意，且已經收受了179萬元，對于李某后續未能支付的57.08萬元，王某在黃某的安排下多次催要，應當認定王某和黃某已經著手實施犯罪，但因李某資金鏈斷裂這一受賄人意志以外的原因，導致受賄人尚沒有實際收到剩余的57.08萬元，按照刑法對犯罪形態的規定，對這筆數額應當認定黃某和王某構成受賄犯罪，犯罪形態為未遂。

　　（鄒瑩 作者單位：湖北省枝江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