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 “兩彈一星”精神：戰勝艱難險阻 攀登科技高峰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羅布泊沙漠腹地騰空而起的蘑菇云，向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國防尖端科技的重大突破。此后，我國的導彈、氫彈、人造衛星相繼研制成功。“兩彈一星”事業取得的輝煌成就，為我國增強國防實力，奠定國際地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今年6月28日，慶祝建黨百年文藝演出《偉大征程》中公布了“100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單”，“兩彈一星”先進群體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代表出現在名單中。金色的字跡熠熠生輝，彰顯出的是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兩彈一星”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曾這樣說：“‘兩彈一星’精神激勵和鼓舞了幾代人，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祖國哪里需要我，我們就到哪里去

　　夏季的青海省海北州綠草茵茵，白云低垂，薄霧一直籠罩在茫茫的山間。在綿延山脈的包裹下，有一片美麗的草原——金銀灘。

　　1958年6月，因水文、氣象、地理、地質等多方面的條件優勢，金銀灘被規劃為核武器研制基地。此后，許許多多的科研人員和解放軍戰士懷著“祖國哪里需要我，我們就到哪里去”的信念，來到金銀灘草原這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神秘家園”。

　　“要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本有機會留在上海，卻選擇在金銀灘研發核武器的陳福良說，“我是從復旦大學化學系畢業的，初中、高中、大學都享受了國家助學金。畢業時，就覺得自己是黨和國家培養的，所以填報的第一志愿就是去青海，具體干什么不知道，只知道要到國家需要的地方去鍛煉。”

　　核武器研制工作，處在高度的機密之中，長時間不能與家人聯系。工作人員上不能對父母盡孝，下不能對子女關愛。“我只接到過兩份電報，一份是‘母親病重’，另一份是‘母親病危’。”陳福良說，但是因為工作原因，他最終沒有回家。沒能為母親送終，也成為他一生的遺憾。

　　扎根金銀灘草原默默奉獻的人還有許多，鄧稼先、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和廣大干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條件艱苦的前提下，履行著研制核武器的特殊使命。他們改名換姓、隱瞞家人，有的“人間蒸發”二十余年。

　　“兩彈一星”功臣程開甲是從英國回來的物理學家，他在核試驗基地隱姓埋名工作二十年。幾十年后，有人問他對當初的回國選擇后不后悔，程開甲回答：“我不回國，可能會在學術上有更大的成就，但絕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因為我現在做的一切，都和祖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戰高斗寒，笑談渴飲苦水漿

　　1960年7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突然照會中國外交部，聲明7月23日至9月1日將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到8月23日，在中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回國，并帶走了重要的圖紙資料，同時設備材料的供應也隨之停止。

　　蘇聯專家撤離中國時，還撂下一句話：“離開我們，估計你們20年也造不出原子彈。”

　　面對這些情況，毛澤東說：“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黨中央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力量，自力更生突破原子能技術。大批專家和科技骨干從全國各地迅速奔向核武器研制和試驗的第一線。

　　屋漏偏逢連夜雨，蘇聯全面撕毀合約的時間，正好趕上中國三年困難時期。

　　據曾參與過原子彈研制的劉兆民回憶，當時的糧食定量分配，每月分到他們每人手里的只有24斤，折合每天共8兩，早晨2兩，中午晚上各3兩。這對于24、25歲，每天從事著高強度體力和腦力勞動的科研工作者而言完全吃不飽。因此，他們每次喝完糊糊粥的碗，都會用饅頭再蹭上一遍，把糊糊刮干凈，不浪費一點口糧。

　　因為糧食不夠，副食品奇缺，營養跟不上，很多科研人員出現浮腫、色盲等病癥。冬季的金銀灘風雪彌漫、寒風凜冽，廣大建設者和干部職工忍著饑餓，戰斗在高原。

　　條件如此艱苦，但他們仍然保有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們戰斗在戈壁灘上，不怕困難不畏強梁，任憑天公多變幻，哪怕風暴沙石揚，頭頂烈日明月作營帳，饑餐沙礫飯，笑談渴飲苦水漿……”核試驗總指揮張愛萍將軍創作的這首歌詞，是當時艱苦生活的真實記錄，也是參試部隊精神風貌的生動寫照。

　　團結一心、舉國協同才能得勝利

　　今年6月17日，我國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搭載三名航天員順利升空，并與空間站天和核心艙順利對接，中國人首次進入了自己的空間站。

　　難以想象，50多年前，東方紅一號上天時的任務僅僅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

　　實現從東方紅一號到神舟十二號的巨大飛躍，靠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勢。據統計，在載人航天工程中，直接參與其中的研究所、單位多達上百家，配合單位多達上千家，涉及數十萬科研工作者。“實施載人航天這樣宏大的工程，沒有黨中央集中統攬，沒有全國大協作，是不可想象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周建平說。

　　東方紅一號研制時，美、蘇、法、日等國都已發射自己的人造衛星。但對于中國的衛星研制人員來說，不要說完整的資料，就是衛星樣品也沒看到過，基本的研制條件都不具備。衛星所需生產、加工設備不足，測試、試驗設備不齊，資源、人員短缺，西方國家在元器件、技術上對中國實行封鎖，蘇聯也和中國技術斷交。種種條件限制著中國研制人造衛星。

　　當年，人造衛星計劃被秘密稱為“651”計劃，周恩來特別指示，只要是“651”計劃需要的，全國的人力、財力、物力，不管是哪個地方、哪個單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綠燈。

　　于是，中央財政撥款兩億元支持人造衛星建設；錢學森、趙九章、任新民等一批海外求學的科學家突破重重阻礙回歸祖國；全國各地更是動員了60多萬名民兵日夜守護衛星發射所用的通訊線路。正是在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舉國力量攻關下，才得以讓東方紅一號順利升空，讓中國的樂曲第一次響徹寰宇。

　　2019年7月的一天，東方紅一號衛星和天宮二號空間實驗室在距離地球約400千米的軌道不期而遇。這場相遇，兩方在空間上相隔僅40多公里，時間上卻跨越了近50年。

　　“兩彈一星”精神之所以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正在于它是苦難年代同黑夜作斗爭并賡續至今的精神力量。一個民族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穩，才能在歷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頭。在為“兩彈一星”事業奮斗的過程中，廣大科研工作者和干部職工培育和發揚了崇高的“兩彈一星”精神，這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傳承和發展，更是中華民族精神譜系中不可缺少的時代內涵。

　　“兩彈一星”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凝聚著中國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深深融入黨和人民的血脈之中，為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不懈奮斗提供了豐厚滋養。（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