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文化】輝煌燦爛的五涼文化

　　原標題：【溯源甘肅文化】輝煌燦爛的五涼文化

　　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何友善

　　歷史上的河西地區(qū)自然條件良好，多民族雜居。漢武帝置河西四郡，將其納入中原王朝的統(tǒng)治。絲綢之路開通后，隨著來自中亞地區(qū)的粟特九姓胡人的進入，河西走廊沿沙州（敦煌）、瓜州（安西）、肅州（酒泉）、甘州（張掖）、建康（高臺）、涼州（武威）一線，形成了胡人定居的外來文明景觀。

　　東漢至魏晉，中原戰(zhàn)爭連年不息，而河西走廊偏安一隅，大量中原人口避難遷居于此。僑居河西的中原學者和本土士人傳習學業(yè)，辛勤耕耘，河西走廊以漢民族為主體的中原先進文化與西域和西方外來文明在這里相互碰撞，佛教等也開始大規(guī)模在河西走廊傳播。宗教、文化、藝術、服飾、飲食、音樂、舞蹈等各種文化在這里廣泛交流融合，呈現出文化興盛、百花齊放的景象，出現了河西歷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一百多年間，河西走廊繼承發(fā)展中原文化，吸收借鑒西域文明，出現了學風濃郁，人才輩出的局面。在學術著述、文學創(chuàng)作、佛教傳播、教育事業(yè)、造就人才等諸多方面都有十分可觀的成績，河西走廊的文化在中國北部居于領先地位，在經學、史學、文學、佛學、藝術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績，不僅為五涼政權提供了文教振興和學術昌明的條件，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綿延起到了承前啟后、繼絕扶衰的重要作用，對后世北魏、隋唐產生了巨大影響。

　　五涼文化繁榮于河西走廊，經北魏重新引入中原，至隋唐時期振興，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高臺駱駝城遺址

　　“文教兼設”的五涼文化

　　五涼政權的創(chuàng)立者具備良好的文化素質。首先是前涼張軌和西涼李暠，他們一個出身隴右著姓，一個出身隴西世族，各有家學底蘊。其次，后涼呂光、南涼禿發(fā)烏孤、北涼沮渠蒙遜，都分別生于氐、鮮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長弓馬戰(zhàn)陣，又長期生活在漢族文化圈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漢化教育，并且欽慕華風，傾身儒雅。他們懂得文化教育對政治統(tǒng)治的重要性，所以五涼政權都積極推行“文教兼設”舉措。

　　五涼的“文教兼設”政策及舉措有三個方面。

　　一是敦崇儒學和振興教育。前涼張軌立國開始，就敦崇儒學，開始振興河西文化教育。恢復學校教育制度后，張軌延聘人才，下令郡縣舉薦“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者，以備選拔擢用，將文化教育與察舉征辟制度結合起來，鼓勵士人倡導尚學風氣，推動河西文化走向繁榮。前涼之后，南涼、西涼、北涼也都將興學重教作為立國之本。學校教育制度的恢復完善，為五涼培養(yǎng)了大批人才，有助于各政權文治的開展。同時，由于崇儒重教，推動了民間授學和著述之風，河西地區(qū)的教育和學術水平顯著提高。

　　二是重視人才，優(yōu)禮士人。五涼政權對知識分子，無論在朝在野，無論世居河西或來自中原，都以禮致之、量才擢用。對有造詣的知名學者，則給予政治殊榮，并為其創(chuàng)造治學條件。因此士林人物除矢志隱逸者外，都甘心為當政者效力。中原學者及其世家子弟“避地河西”期間，無一例外都受到張軌及其他五涼統(tǒng)治者的禮遇。這在涼州學者身上體現得更為明顯。

　　三是倡導民間學術文化。五涼時期，河西諸郡士人云集，文化氛圍濃厚，民間教育家和學者輩出。五涼各政權積極的文化政策及振興文教的舉措，對民間的文化學術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原先已呈抬頭之勢的民間授學和著述之風，與正在恢復發(fā)展的官學和官方學術活動百花爭放，形成了五涼時期河西文化教育的多元化格局。

　　百花齊放的五涼文化

五涼時期的鼓吹樂俑

　　五涼政權積極的文教政策、河西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大批學者的辛勤耕耘，使河西地區(qū)在經學、史學、文學、佛學、藝術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敦崇儒學。五涼統(tǒng)治者大都敦崇儒學，倡導漢化教育。前涼張軌出身于儒學傳家的仕宦家庭，有很高的文化素養(yǎng)，他到涼州任刺史時，在涼州建立起儒家君臣禮儀、三綱五常學說，鞏固統(tǒng)治秩序。張軌后繼者都重視儒學，興辦儒學學校。史書記載，張軌到涼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西涼創(chuàng)建者李暠，初建西涼即“立泮宮，增高門學生五百人”。他提倡尚學之風，親身率導，“雖有政務，手不釋卷”，訓誡諸子“退朝之后，念觀典籍”，又設立秀孝之科，重視從儒生中選拔士人充實統(tǒng)治機構。北涼尊孔讀經大興廟堂，沮渠蒙遜父子數次遣使奉表江南劉宋王朝，求取經史子集，并獻去河西學者著作。沮渠蒙遜與劉昞討論孔子，認為孔子之所以為圣，是因能先知先覺，并事君濟民，為魯除難。

　　私學昌盛。漢末以來，官府學校淪廢，河西地方向有私家傳習風氣，加上中原避亂學者傳學授業(yè)，使河西教育不拘一格。《晉書》為涼州私塾大儒郭荷、宋纖、宋繇、劉衑等立傳，記載他們著書立說，廣招學士，一時儒學之風蔚起。五涼私學傳授的成就，反映在師承后繼者的學業(yè)開拓和學術水平的提高上，如北涼常爽，寓居涼州，后在北魏立學館，授徒七百余人。這些對之后的關中和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儒風興盛產生了直接影響。

　　經學與史學。五涼經學精英輩出，學術成果累累。東漢時，闡述儒家經典的經學昌盛。魏晉時中原玄學盛行，喜談老莊，儒學經典受到冷落。但由于官方倡導，河西走廊的官學世家仍把儒經奉為經典傳授，并研究纂寫出相當數量的經學著作，如前涼學者郭瑀著有《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多卷；祁嘉的《二九神經》；宋纖傾力為《論語》作注，并作詩頌數萬言；闞骃給王郎《易傳》作注，為學者推崇，成為后人研習的重要書目。沮渠蒙遜支持闞骃率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余卷。這些都促進了經學的發(fā)展。

　　當時河西學者在校注經書的同時重視史學，劉昞纂修上古史《略記》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據記載，當時編寫的史書有關前涼的就有前涼史《涼記》八卷，《涼國春秋》五十卷，《涼記》十二卷，《涼書》十卷，《西河記》二卷。后涼史有《涼記》十卷，西涼史有《敦煌實錄》二十卷，北涼史有《涼書》十卷，南涼史有《拓跋涼錄》十卷。這些官私修史，使這一時期的正史、稗史、實錄、風俗記等各種類型和體例的史書琳瑯滿目，內容豐富，為最早的河西專史。這些書盡管散佚，但給《十六國春秋》《晉書》等史籍的編纂提供了豐富的史料。

　　宗教。五涼時期，中原社會動蕩，河西偏安，佛教在這里得到迅速傳播，河西走廊一時成為中國北方的佛教圣地，也使得五涼文化中融入了濃厚的佛教色彩。佛教的傳入與佛經的譯著幾乎同時進行。五涼統(tǒng)治者多崇信佛教，吸引東來西往的佛教僧侶駐足河西。竺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曇無讖、師賢、釋惠高等名僧大德都與河西有關。河西有不少僧侶如沮渠京聲、道泰、寶云、法盛、僧表等前往西域求取佛經，中原與江南也有許多僧人如法顯、智嚴、法勇、支法等經河西前往西域求法，敦煌、姑臧則是當時重要的譯經中心。

　　五涼佛教興盛當推北涼。沮渠蒙遜篤信佛教，據統(tǒng)計，北涼自公元401年至公元439年，譯經數量比其余四涼譯經總和還要多。由于統(tǒng)治者們提倡，佛教經西域傳入后，在河西走廊迅速發(fā)展起來，出現了不少大德高僧，見于記載的有涼州人寶云、智嚴、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覽，張掖人沮渠京聲，金城人玄暢等。他們?yōu)榱藢W習佛學、弘揚佛法，不辭辛苦，跋涉西行，或至天竺，或到罽賓（西域國名），或往于闐，在那里拜師求學，瞻仰圣跡，歸來時攜回大量經卷，在河西境內開窟建寺，或聚徒講經，或從事譯著。其中也有不少僧人南下講經、譯經、注經，對南朝佛教的傳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課之一是坐禪，即在石窟中靜坐苦修，最終達到超俗出世的境界。五涼時期，由于佛教在河西駐足興發(fā)，開窟建寺活躍。河西走廊現存石窟寺在全國最多，這些石窟寺大都開鑿于十六國時五涼各國，敦煌莫高窟雖盛于隋唐，但開窟卻在十六國時期。北涼開鑿的石窟要更多一些，張掖南部祁連山麓石窟群，包括金塔寺、千佛洞、南北馬蹄寺，上、中、下觀音洞等洞窟七十多個，在甘肅僅次于莫高窟、麥積山、炳靈寺，位居第四。這里靠近臨松山，是沮渠氏的發(fā)祥地。

　　文學。文學方面，流傳至今的五涼作品雖為數不多，但見于史籍的書目不少，詩、賦、散文皆有。詩作當推張駿的《薤露行》《東門行》和女詩人蘇蕙的《回文詩》。賦作為漢魏晉時期的文學作品形式，同樣為五涼文學家們所擅長。西涼李暠的《述志賦》《槐樹賦》《大酒客賦》等作品，以表現對兵難繁興、世道滄桑、時俗喧競的感傷為內容，在五涼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誡子書》《上東晉朝廷表》與劉昞的《靖恭堂銘》則是散文名篇。

　　藝術瑰寶薈萃。一是石窟藝術和墓室壁畫。五涼是河西石窟的重要創(chuàng)建期，河西壁畫墓中有很大一部分為五涼墓葬。除河西走廊石窟藝術，嘉峪關、酒泉、高臺等地發(fā)現的壁畫墓中，有很大一部分為五涼墓葬，在中國文化史和藝術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二是以姑臧為代表的城市建筑藝術。自張軌修筑姑臧城開始，張軌子張茂在其父基礎上對姑臧城進行修繕。張駿修建了以謙光殿為中心的龐大建筑群。截至北涼滅國，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結構已與唐代相近。姑臧城中的建筑，除靈鈞臺、謙光殿及直省內官寺署外，還有閑豫堂、永訓宮、萬秋閣、龍翔殿、融明觀等。史載前涼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姑臧大城周長為21.4里，小于西晉洛陽城，與東晉建康城相當。

酒泉丁家閘魏晉墓壁畫《樂舞圖》（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音樂和科技。由于五涼時期河西與西域關系密切，西域音樂、舞蹈藝術也傳播進來，與河西、中原傳統(tǒng)的藝術形式結合，形成獨具特色的藝術風格。著名的《西涼樂》是其代表。與《西涼樂》同時流傳的是《龜茲樂》，由呂光從龜茲帶至河西走廊，后又流傳到中原，北朝、隋、唐時風靡一時。據唐史記載，演奏西涼樂的樂隊陣容壯觀宏大，樂器琳瑯滿目，包括鐘、磬、彈箏、搗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腰鼓等19種之多，樂工達27人。與音樂、舞蹈有關的雜技、百戲表演也在河西走廊流行起來。來自西域的吞刀、吐火等秘幻奇伎等雜技百戲經河西走廊流傳內地，豐富了南北朝時期的社會文化生活。

　　天文歷法和地理方面，北涼時期著名的天文歷算學家趙于編寫的《玄始歷》以及敦煌闞骃的地理著作《十三州志》等，為當時人所推崇，影響深遠。

　　五涼文化的重要歷史貢獻

　　五涼文化的重要地位及歷史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兼容并蓄，通過廣泛的文化交流，吸納了當時中國傳統(tǒng)文化菁華；二是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保存了因戰(zhàn)亂而在中原一度中斷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三是制度建設上承漢晉，下開北朝隋唐。

　　張軌建立前涼后，課農桑，興文教，一時間“中原避亂來者日月相繼”，使河西走廊成為薈萃東西人才與文化成果的搖籃。東西方各種文化匯聚河西走廊，和平友好，開放包容，互相學習，不同學術流派互相切磋，相互交流，使河西走廊文化璀璨宏麗。

　　北魏統(tǒng)一北方遷徙河西豪望時，學者又大都遷居平城，中原大地從此激蕩起河西文化的波瀾。五涼文化直接給北魏帶來了多元文化格局，形成了繼絕扶衰的政治禮儀和各種典章制度，開創(chuàng)了北魏文教政治新局面。孝文帝依靠河西五涼李氏后裔和舊臣士人，繼承建立了北魏樂儀制度和國家律令、典制、朝儀、官僚體制，融會借鑒了五涼的文化成果。五涼文化對北魏、隋唐諸代形成重大影響，首先基于北魏繼承了五涼文化成果。

　　陳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復，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xù)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

　　五涼政權作為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qū)的地方割據政權，在其官僚體制，地方行政制度，民族邊疆地區(qū)制度，禮儀制度，籍帳制度等方面都頗有成就。這些政治制度上承漢晉，下啟北朝隋唐，在中國中古政治制度變遷中具有突出地位。五涼文化雖是發(fā)端、興盛于古代河西走廊的地域文化，但它保存、實踐漢晉制度并最終回饋中原，對中華文明發(fā)揚光大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