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絲路人”的精神圖譜——記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

　　新華網蘭州12月13日電（朱霞 宋燕 童張偉）河西走廊最西端，大漠戈壁深處，坐落著古絲綢之路重鎮(zhèn)，敦煌。每年，絡繹不絕的游客，從千萬里之外趕來這里，只為一睹莫高窟的遺世風采。

　　77年來，為了讓這顆“絲路明珠”重放光彩、“容顏永駐”，來自敦煌研究院的一代代“莫高窟守護人”，用智慧和汗水凝成了“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繪就了新“絲路人”的精神圖譜。

　　傳承接力，志當莫高“護窟使者”

　　莫高窟158窟修復現場（資料圖）。敦煌研究院 供圖

　　人類敦煌，千年莫高。殊不知，這樣的國之瑰寶曾在將近500年的時間里，面對無人管理、屢遭偷盜、任人損毀的困境。

　　一直到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才結束了這段莫高窟的傷心史。此后，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1950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擴建為敦煌研究院，莫高窟也逐漸走上了保護、研究、弘揚的道路。

　　“從清理洞窟內的積沙，修筑圍墻將防止人為因素導致的文物毀損，對崖壁進行加固，到搶救修復壁畫、塑像，再到借助科技實現永久保存、永續(xù)利用。”敦煌研究院副院長、保護研究所所長郭青林說，在黨和國家的大力支持下，這條保護之路背后是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幾代莫高窟人，扎根大漠的艱辛付出。

　　在老一輩文物保護專家的帶領下，敦煌研究院在我國率先開展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理論、加固材料、技術與裝備研究，形成了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行業(yè)。一支由化學、物理、工程地質、計算機等多學科組成的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茁壯成長。

　　郭青林說，許多前輩退休以后，繼續(xù)返聘，發(fā)揮余熱。“保護研究所知名老專家孫儒僩、李最雄、李云鶴等先生均退而不休，我國知名文物保護專家李最雄先生去世前一周還在和我們出野外。”

　　九層樓對面的山坡上，青草年年綠。那里，是常書鴻、段文杰等多位敦煌守護者的墓冢。時光流轉，一代人故去，一代人霜染青絲，但總有人跋涉而來，從前人手中接過“接力棒”，成為新一代“護窟使者”。

　　77年，弦歌不輟。

　　從1999年畢業(yè)之后來到這里，郭青林也像無數前輩們一樣，將人生最寶貴的年華許給了莫高窟，“每一個堅守在莫高窟的人，肩上都有一種責任感，心中都有一份真摯的熱愛。”

　　開拓創(chuàng)新，破解文物保護難題

　　起甲、空鼓、酥堿、脫落等，是莫高窟保護中最常遇到的問題。

　　“每次解決這些問題，就像醫(yī)生‘會診’一樣，要發(fā)揮團隊成員的集體智慧。”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裴強強說，看似相同的問題，“致病”原因卻可能有無數種，這使得要徹底解決其中的某一個問題尤其困難。

　　為了能夠更好地破解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存在的重大難題，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堅持不懈、苦心鉆研，向科技與創(chuàng)新要答案，將科學研究與工程實踐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

　　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承接的新疆交河故城崖體加固項目前后效果對比（資料圖）。敦煌研究院 供圖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副所長于宗仁介紹，敦煌文物保護研究所針對文物本體存在的“病癥”進行科學研判之后，形成技術方案，編制施工“路線圖”，再由院屬的敦煌莫高窟文化遺產保護設計咨詢有限公司負責工程設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修復中心負責實施。

　　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多場耦合實驗室（資料圖）。敦煌研究院 供圖

　　“這是一條集產、學、研、用為一體的路子，在國內文博行業(yè)屬于創(chuàng)新之舉，它將學術研究、方案設計、工程施工的鏈條打通了，能夠更好地對癥下藥，通過多學科交叉融合解決了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他說。

　　在這樣的機制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在全國文物領域科學保護、學術研究、開發(fā)利用中，不斷填補空白、結碩果。“十一五”以來，完成55項國家及省部級課題，授權技術專利82項，編制國家和行業(yè)技術標準17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國家發(fā)明四等獎1項，省部級科技獎勵18項。

　　敦煌研究院研發(fā)的考古現場文物保護移動試驗室。敦煌研究院 供圖

　　其中，231項研究成果成功應用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工程，輻射新疆、青海、河南、浙江等地，搶救了大量瀕危古遺址，形成了省內省外兩“開花”的格局。

　　互學互鑒，服務共建“一帶一路” 

　　從綿延千年的古絲綢之路到如今“一帶一路”建設，交流融合的主題一以貫之。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敦煌研究院以文化交流為“橋”，通過文明對話，促進民心相通。

　　“吉爾吉斯斯坦這些中亞國家，保留的土坯、夯土建筑類的文化遺產比較多，與我國西北地區(qū)的古長城遺址等比較接近。”裴強強說，由于相似的氣候環(huán)境、彼此文化的交流互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許多文化遺產從建制到格局，都有著一定的相似性，為敦煌研究院推動敦煌文化服務共建“一帶一路”，提供了更多可能。

　　經過多年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形成了我國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的基礎理論，研發(fā)了系列保護加固材料和成套保護專用技術和裝備，實現了保護的科學化和規(guī)范化，引領著國際土遺址保護的發(fā)展方向。

　　敦煌研究院專家團聯合考察吉爾吉斯斯坦碎葉城遺址（資料圖）。敦煌研究院 供圖

　　“通過學術交流及對外合作等形式，加強互學互鑒、分享應用，密切了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郭青林說，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的研究成果應用已向阿富汗、尼泊爾、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延伸，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高度認可。

　　據了解，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創(chuàng)新團隊正在瞄準國際熱點和國家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重大需求，通過多學科交叉，匯聚與培養(yǎng)頂尖人才，建設引領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國際發(fā)展方向的高水平研發(fā)平臺。

　　郭青林表示，未來要以文化遺產保護和有效利用為使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更多國際合作與交流，在“一帶一路”大視野下，開展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的基礎研究、技術研發(fā)和成果的推廣與應用。（完）